在鎮江市中心大市口東約200米五條街小學後身出土的一批宋代蘇州兒童嬉戲陶土捏像還可證明：兩位兒童，一位摔倒，臀部著地，右臂支橕，臉上一副無所謂的表情；另一位匍匐於地，右臂環曲，左臂橕前，頭卻高昂。他是將對手摔倒，被對手拖倒在地嗎？雖倒猶榮。旁觀者為三兒童，中間者站立，右側者蹲坐，都在為嬉戲的兩位兒童鼓氣，而左側一位兒童，神態悠閑，盡在默觀。五位兒童，嬉戲觀看，姿勢畢肖，透露出了體育運動已成宋代城市兒童常修一課，同時也使我們對兒童體質進行了一次生動的檢閱。

我們又通過另一類《兒童鬥蟋蟀圖》等，又進一步感覺到了宋代城市兒童再也不是唐代周昉筆下的宮廷貴子的模樣，而是帶著普通的城市居民家庭的氣象出現的“市民樣”。巍峨殿堂隱去，市井園圃代之而起，曼回的廊腰，高啄的檐牙，已不再見。一缸一幾，一凳一木，一笑一瞋，一爭一奪，已和日常生活毫無二致，世俗景象已成為宋城兒童生活的永恒背景。

從陶枕、圖畫、銅鏡中，我們還知道許多新的育兒史實，如《子孫和合圖》中的三個兒童，正在盛滿水的橢圓盆中作放船之戲。這種船上有樓閣、桅桿，型體重大，屬於宋代駛往遠洋的巨艦之列，這是育兒方式已有科學技術教育成份的展示。又如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蘇漢臣的《秋庭戲嬰圖》，一女童一男童，正在一鏤空圓幾上擺弄玩具，修長直立的花石前的另一鏤空圓幾上陳列著羅盤、T型圖尺，這更可證實在宋代城市兒童中已有了學習科學技術熱。

我們又知道，女童已不養在深閨而是作為男童的對襯而神閑氣定地出現在各項活動之中，幾近主角。如臨安像生叫聲社中的小女童就是主力，蘇漢臣《水戲圖》中教坊女童的立機飛丸、絕勝銀盤的出演就足以使我們擊節讚賞不止。

陶枕、圖畫、銅鏡，如果排列開去，將展現出宋代城市兒童生活、體育、遊戲的各個方面——下棋、捉迷藏、歌舞、耍刀槍、戲傀儡、捉蝴蝶、洗澡、吃梅、禮佛、采荷……一個兩個富而不尊的風光，一幀兩幀華而不貴的畫面，一只兩只長方形的眾童被服雜錯的三彩陶枕，一方兩方雕鑄著群兒親切圍坐的銅鏡，組裝成宋代城市精致的兒童生活的場景……就好像畫了100個男孩《百子嬉春圖》一樣：有的賞畫，有的撫琴，有的上樹，有的攜幼，有的放風箏，有的舞獅子……生動感人的兒童健康活動的形象的崇廈巨堂已構成，引我們走入，供我們欣賞，使我們像癡迷於伎藝，流連於勾欄的宋城市民一樣，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當我們從鍛煉其體魄、娛樂其生活的兒童身上，深深感受到宋代這種育兒方式的文明時，也看到宋代城市裏充溢著一種對兒童健康持柔弱扶植為主的思潮，以至形成了一種如許多學者認為的那樣“呵護有加，而鍛煉不足的幼兒保健文化”。這從宋代的醫學可以折射出來——

在東京最繁華的馬行街上，就設有專治小兒疾病的醫家。《清明上河圖》可證：有一掛“趙太丞家”招牌的私人診所，四個大字之間，建築裝飾的鬥拱很大，與間壁一豪族住宅門頭上的鬥拱相較毫不遜色，又與其門首對豎三大高招字牌、門框上的小招牌相映照，頗顯富麗堂皇，氣派非凡。

鋪畫中，一坐方凳的婦女懷抱一小兒，對面一著長衫戴紗帽的儒雅男子，手端器皿正向小兒作送藥狀……從這畫面可知，這是東京一家有聲望的小兒醫鋪，它與史載相合，是宋代城市兒童保健獨成系統且有相當規模的有力證明。它使筆者又想起臨安。在早晨專做批發生意的諸多鋪席當中，張省乾金馬杓小兒藥鋪，就是其中的一個，它以獨特的名稱在形形色色的鋪席中占有一個席位，證明了宋代城市兒童保健生意是非常興隆的。

不僅如此，宋代城市兒童保健理論也已成系統，主要表現在居住在城市中的許多醫家的著作，如錢乙的《小兒藥證直訣》，劉昉的《幼幼新書》，佚名的《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陳師聖等編的《產育寶慶集》，嚴用和的《濟生方》，佚名的《產寶諸方》等。

有許多醫生，是以治兒童疾病而著名的，據說錢乙到東京治愈了長公主及皇子的疾病，並寫出了專治兒童疾病的《顱囟經》，其名取自“小兒初生，顱囟未合”之意，論述極為精當，故被授為翰林醫學乙幼科，自此冠絕一代，名揚天下。

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宋代社會特別是城市對兒童疾病治療的重視。即使不是專門的小兒病書，如吳彥夔的《傳信適用方》、王袞的《博濟方》、許叔微的《類證普濟本事方》等醫書都專設了小兒病方一門。經醫家的開掘和研究，人們普遍對兒童體質保健有了明確的認識：兒童生理特點是五臟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壯，易虛易實，易寒易熱，因此兒童的治療原則為“柔潤”，不宜痛擊和蠻補。

在兒童診斷方面，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較早記載了診斷指紋法，使對兒童疾病的診斷更為科學。從宋代開始，醫家發現了兒童最常見的疾病為麻疹、天花（即痘）、驚風、營養與發育不良（即疳）等四類，並歸納出了一系列的防治方法，如對兒童的急驚風，要以鎮驚、截風、止搐、清熱解毒、祛痰為基本治法。

對兒童的養護也很細致，《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中專有《慎護論》，從小兒初生開始，到乳母的哺養，一年四季怎樣穿衣服，吃什麼好，不應吃什麼……都明明白白一一寫清。董汲編著的《旅舍備要方》，還針對寄住旅途之中的兒童常見的疾病對癥備好了藥方。

百般呵護、精心養育兒童的這種思潮，還反映在食品保健方面。在宋代城市中就出現了專為兒童制作的保健食品，以糖果為最，其原因就是這一時期，人們都認識到如王灼《糖霜譜》所說：糖是消痰、除心煩熱的佳食。而且，糖還可以在制作時使用方圓雕花等模子，做成象形糖，如宣仁太後曾在熙寧年間的上元燈節時賞賜皇家外族的每位兒童兩個乳糖獅子即是一證。

宋代城市的兒童糖食，多做成“戲劇糖果”樣式，在筆者的視野中，這是糖與果聯在一起為一詞的較早出處。想來必是以吸引人的戲劇中的各種形象制成糖果，以使兒童更加喜愛。這些“戲劇糖果”種類很多，主要有：行嬌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蘆、火齋郎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兒、糕粉孩兒鳥獸、像生花朵、風糖餅、十般糖、花花糖、荔枝膏、縮砂糖、五色糖、麻糖、錘子糖、鼓兒餳、鐵麻糖、芝麻糖、小麻糖、豆兒黃糖、楊梅糖、荊芥糖、破麻酥，等等。除兒童糖食外，較多的還有兒童點心小吃，如：沙團、箕豆、法豆、山黃、褐青豆、鹽豆兒、榧子、蒸梨兒、棗兒、米食羊兒、狗兒、蹄兒、蛋兒、栗棕、豆團、糍糕、麻團、湯團、水團、湯丸、餶饳兒、炊餅、捶栗、炒槌、山裏果子、蓮肉、數珠、苦槌、甘蔗、茅洋、跳山婆、栗茅、蜜屈律……

這些食品易消化，以甜居多，如“水團”，陳達叟《本心齋疏食譜》，曾對這種食物這樣描述過：“團團秫粉，點點蔗霜。浴以沈水，清甘且香。”這表明水團是用秫粉包糖，用香湯煮熟而成。這樣的食品是很適合兒童的生理特點的。

為了使兒童健康成長，宋代城市還形成了一種以兒童及其形象祈禱去邪納福的風氣。它較為集中地體現在七夕時節，如東京的小兒女在這一天，須買新荷葉執之，效顰摩羅。至臨安，這種風氣仍在沿續，《夢粱錄》說：“此東都流傳，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記也。”實際，早在唐代城市的寺院裏就有這種現象，段成式《酉陽雜俎》說道政坊寶應寺有齊公所喪的一歲孩子，“漆之如羅羅”，供奉在寺中。這證實了摩羅的來歷是與宗教祭祀有關。《阿彌陀經疏》可證：釋迦牟尼出家六年，羅羅生了下來，諸侍皆疑他不是佛種。釋迦牟尼成道後，還宮說法，羅羅的母親、釋迦牟尼的妻子耶輸陀羅，為雪清白，讓羅羅持“歡喜丸”贈父，釋迦牟尼為檢驗羅羅是否是親子，遂將諸侍者盡化為佛，可是羅羅卻將丸準確地交給釋迦牟尼，諸侍者方信他真是釋迦牟尼所生。羅羅在佛經中的含意是“覆障”，即因他居母腹七年方生而得名，但他與釋迦牟尼相逢便認，顯示了他具有極其聰穎的慧根。羅羅15歲出家，在佛的十大弟子中密行第一。在七夕節時用羅羅“乞巧”，祝願婦人生個男孩，是再合適不過了。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接近摩羅形象的是河南博物館所藏的一宋代白釉加彩陶瓷童子玩具，其形象是童子上身著背心，敞懷露腹，手持荷葉，騎坐在鼓形繡墩上，腰間紮帶，帶垂兩腿間，紅黑彩釉，鉤畫眉目，儀態大方。

據此，我們可以想見，宋代城市中所售據梵文羅羅音譯訛傳而成的“磨喝樂”，或可稱為“魔合羅”的，大致如是。許多市民之家為了追求一個品質俱佳的摩羅，不惜傾註血本。宋話本《碾玉觀音》中的碾玉工匠，就想用一塊上尖下圓的玉，“好做一個摩侯羅兒”，即是一例。

從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宋代玉器來看，玉雕摩羅童子確為一大宗，其形象一般多為短衣窄袖，手腕帶環，有的身著小馬甲、大肥褲，形態各異，最為常見的為執荷葉童子。這一形象起源於佛書《雜寶藏經》，說的是——

波羅奈國的仙山，梵志神住在山上，他經常往山石上大小便，有一只雌鹿舔食了他的便溺而懷胎，生下一女。梵豫國王知道後，娶了此女。此女懷孕月滿時生下了千葉蓮花，但被大夫人放在籃子裏扔到河中任其漂流。烏耆延王領眾侍打撈上來一看，蓮花的每一片葉子上都有一個小兒，於是他便加以養育，這些小兒都長成了力大無窮的勇士。宋代的摩羅形象吸收了這一情節，如蘇漢臣的《嬰兒戲舞圖》，所繪的就是赤身系紅兜肚的數名嬰兒，戲舞在如碗般大的數枝荷花旁……很明顯，這是將宋代城市生育的理念融化其中了。

這樣經過點化的摩羅形象，寄寓了市民們祈求聰明，祈求健康，祈求多男多子，祈求佛家保佑的願望，以至在宋代城市中摩羅已發展成了頗具廣泛意義的各式各樣的泥孩兒。這些泥孩兒不光在像東京、臨安這樣的大城市屢見不鮮，就連蘇州、常州，甚至鄜州（今陜西富縣）這樣的中小城市也出現了專制從二寸到七寸不等的泥孩兒的專業手藝人，著名的有袁遇昌、田等。

他們制造的摩羅泥孩兒，主要是供市民在生育活動中使用的，如祭祀，如敬神。許棐曾描述過一婦女買摩羅泥孩兒之際的心情，是很具代表性的：“少婦初嘗酸，一玩一心喜。潛乞大士靈，生子願如爾。”這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宋代城市的生育思想是憑借著藝術化的摩羅形象而深入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