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

洪邁《夷堅志》曾記述：婺源嚴田農民江四，生活很富裕，行跡卻無賴，妻子初產是個女孩，江四便將其投入水盆，逾時尚活，江痛掐其女兩耳，皆落，如刀割似的，遂死。第二年，江妻又生一兩耳缺斷女，像上次被掐痕跡。裏巷居民認為這是報應，都說若再溺殺，必有殃禍，勸江四存育，江四這才將這個女孩留下來。

這種溺女現象不止安徽一地，福建農村生男至第四子，再多就不養了；女子則不至第三，若再多，臨產時用器貯水，生下來即溺死。北宋朝廷針對這種現象立下了禁賞，可是愚昧的鄉民卻習以為常，鄰保親族皆與隱瞞……

好像是為了回應這種野蠻、落後的農村生子不育溺殺的風俗似的，宋代政府在各主要城市裏建立起了“慈幼局”。海內外史學家們對宋代生子不育溺殺的風俗曾作過不少的研究，未知是否對出現在宋代城市中的幼兒慈善機構作過深入的探討？

慈幼局的宗旨是：如果貧窮市民無力養育子女，許其抱至局，寫上出生年月日，局裏設有專職的乳娘撫育。他人家若無子女，可到局來領養。每年災荒發生，貧窮市民的子女多抱入慈幼局，故道上無拋棄子女。這種幼兒慈善機構，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宋代滅亡之後，元明兩代均未再建，只是到了清代才重新設置起慈幼機構，其間中斷有三四百年之久，這恰恰證明了在宋代城市中對兒童生育的重視。這種重視不光是在兒童的慈善方面，而且在兒童生育的所有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當嚴細的規矩——

每當孕婦懷孕月份快滿之時，她的父母親、舅舅、姑姑，用銀盆或彩畫盆，盛著一束粟稈，用綿繡巾或生色帕袱蓋著，上面放著花朵，並用有五男二女花樣的草帖子送去，以示吉祥慶賀。還用盆、盒裝饅頭、彩畫鴨蛋120個、生棗並送，這叫“分痛”，以示娘家親屬對產婦分娩痛疼分承之意。又做成臥鹿、眠羊動物模樣的果子，小孩的彩衣，當成“催生禮”，表明歡迎嬰兒早日平安降生的美好願望。又有“催生符”，想是必掛或必燒。“催生歌”確有助於孕婦——

一烏梅三巴豆七胡椒，細研爛搗取成膏。

酒醋調和臍下貼，便令子母見分胞。

為了使孕婦的生產順利，宋代醫學家還從專業角度規定了孕婦生產時的必備用品。在陳自明的《婦人大全良方》中基本分為兩類。一類是藥：

保氣散佛手散枳殼散榆白皮散

黑聖散大聖散神寢元花藥石散

保生元催生丹黑龍丹雌雄石燕

理中元生地黃羌活葵子

黃蓮竹茹烏梅甘草

海馬陳皮姜錢黑豆

一類是物：

催生符馬銜鐵煎藥爐濾藥帛

醋炭盆銚子軟硬炭煮粥沙瓶

乾蓐草湯瓶幹柴茅小石一二十顆

暖水釜燈籠燈心火把

油燭發燭繳巾軟厚

洗兒肥皂頭發斷臍線及剪刀

還有一類是為孕婦準備用的而不是吃的食品：棗子、白蜜、無灰酒、好醋、白米。另備童子小便，純屬荒誕，但也堂而皇之寫入《婦人大全良方》，顯然是當時盛行宋代城市中的一種迷信陋習。

如果以這些物品與城市高層即皇家孕婦物品相比，則差距立見。《婦人大全良方》中孕婦所備之物主要是為一般市民之家，皇家孕婦所備“分痛”、“催生”物品，種類和市民之家相差無幾，可量大、齊全，盡顯富貴。如同是小石子，市民為一二十顆，皇家為50顆；同是食物，皇家一次備十盒“吃食”，包括一口蒸羊、八節生羊剪花、羊六色子、棗大包子、棗浮圖兒、豌豆棗塔兒、炊餅、糕、糖餅、髓餅。至於果子，要飾以金銀，達500個，影金貼羅散花兒則為2500朵，金銀羅緞則備200匹羅，4674匹絹，24兩8錢7分4厘金，4440兩銀，三貫足銀錢。袋要裝畫，鐵要塗漆，剃頭的刀要檀香匣盛……

雖然物品上可以折射出“平常風光”和“富貴氣象”，但在實際習俗當中，應該說差距並不大，因為不管何方神聖都要一律遵從大自然的規律，像婦女生下小孩，市民、皇家都是要在三天之後給小孩落臍帶炙囟腦門兒。

此後，孕婦親屬都要為孕婦送些膳物。至滿月，則外面親家都要用金彩緞珠翠、雜果食物等送給孕婦，以開“洗兒會”。在宋代城市中，洗兒已成為最重要的生育習俗，這可從宋代的《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中體現出來。

其書對初生嬰兒這樣說道：“須先洗浴，以蕩滌汙穢，然後乃可斷臍。”嬰兒洗浴，其步驟首先是：須將預先煎好用瓶存貯的煎藥暖好倒入水中，或用豬膽汁湯洗兒，使之不患瘡癬，保持皮膚滑澤。或用金虎骨丹砂煎湯，以辟邪去驚。或用二兩白芷、三兩苦參挫碎煎湯，以去諸風。或用蒴、蔥白、胡麻葉、白芷、槁本、蛇床子煎湯，以退熱。或用苦參、黃連、豬膽、白芨杉葉、柏葉、楓葉煎湯，以去風。或用大麻、茯苓、陵香、丁香、桑葚、槁本煎湯，以治諸瘡……

洗浴對初生嬰兒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故從唐代始，名畫家周昉就專畫《麟趾圖》，細致入微地描繪了宮中一盆洗三兒的景象。宋代也有類似的洗兒圖，不過是在芳茵上、芭蕉下、欄檻前、大盆中洗一小兒的。明代畫家仇英則精心臨摹了這幅洗兒圖，幾可亂真。於此得知洗兒傳統悠久，為世人所崇奉，在宋代城市中尤為市民所看重。

每逢洗兒，好友親朋聚會一堂，在銀盆內煎香湯，下洗兒果、彩錢、蔥蒜，用數丈色彩繞住銀盆，這叫“圍盆紅”。請來賓中尊長，用金銀釵攪水，這叫“攪盆釵”。來賓將錢撒入盆中，這叫“添盆”。盆內有棗兒，少婦紛紛爭著拿來吃，因為棗兒是生子的象征。這時，已用清水洗過的嬰兒，家人把他（她）的胎發剪下來，裝入一個小盒，並用彩色線編織成絳帶子絡上。由母親抱著小孩，向諸親客人一一道謝，再抱入姆嬸房裏，這叫“移窠”。洗兒時，要作詩祝賀，北宋蘇軾曾戲作道：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南宋王以寧《浣溪沙·洗兒詞》則一派莊重：

招福宮中第幾真，餐花辟谷小夫人，天翁新與玉麒麟。

我識外家西府相，玉壺冰雪照青春，小郎風骨已淩雲。

從北宋、南宋一詩一詞可見，盼子成龍，一脈相承，雖然詩詞作者均為士大夫，但他們的文字之作也間接地反映了一般市民的這樣的心聲。事實上，即使貧窮的市民，也把育子儀式看得非常隆重。如普遍在生子100天後舉行“百晬”儀式，不能開筵作慶的市民人家，則把盤、碟、碗放在地上，裏面盛著果木彩緞、花朵針線等日用物件，讓孩子過去拿，看小孩先拿什麼物品，以此來預定小孩將來乾什麼，這叫“試晬”。貴富之家更是要這樣。需特別指出的是，據《東京夢華錄》記述，市民家庭已普遍為孩子擺上了最為時髦的官誥、筆研、算秤等物品。《東京夢華錄》所說的“算秤”是算盤和秤提的簡稱。秤提，宋代《名公書判清明集》第十一卷《秤提官會》中有其明確指稱。“算”為算盤，1921年河北巨鹿故城曾出土直徑為21mm的北宋大觀二年（1108）木制算盤珠。再看《清明上河圖》中所繪“趙太丞家”當門的桌子上擺著的一個九檔的算盤，可知算盤在北宋末葉已在城市中廣泛應用了。這一時期的城市兒童真是幸運，很小很早就受到了新的科學技術之光的沐浴……

在“試晬”儀式上，較多的還是各式玩具，《宋史·曹彬傳》記曹彬在“百晬”時，就左手持乾戈，右手取俎豆，一會兒又取一印。後來的《養蒙圖說》專將曹彬“抓周”的故事突出出來，大加宣揚，因曹彬成長後確以武功掛印，為節度使。其實，曹父為節度使，曹彬抓周時提戈拿印，可為巧合，也屬合情，而且曹彬“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於席，觀其所取”，玩具槍印擺放在曹彬面前，剛滿百天的兒童哪有不抓之理？

這個故事透射出了宋代城市已非常重視用玩具給兒童以教化這一有益的育兒方式，這一觀念並已轉為全社會的共識，兒童玩具大批大批地出現，開創了中國古代城市兒童玩具鼎盛的新記錄——

像臨安沿街叫賣的物品中以“小兒戲耍”玩具為最多：線天戲耍孩兒、雞頭擔兒、罐兒、碟兒、鼓兒、板兒、鑼兒、刀兒、槍兒、旗兒、馬兒、鬧竿兒、黃胖兒、橋兒、傀儡兒、貓兒、棒槌兒……

記述者用一連串的“兒”字，形象地烘托出了兒童玩具濟濟皇皇的壯美場景，市民甚至將泥孩兒玩具都算作遊西湖時的“湖中土宜”，兒童玩具的普及從此可見一斑。《武林舊事·小經紀》中就這樣說道：兒童玩具，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數，像相銀杏、糖、吹叫兒、打嬌惜、千千車、輪盤兒，每一種玩具都有數十人賣，依靠賣玩具為衣食之地，這是別的城市所沒有的。這種現象的確是宋代中小城市所未有的，而且在宋代以後也未達到過這樣深的程度，我們從現存天津藝術博物館王襄先生捐獻的宋代陶瓷兒童玩具中，還可感受到這種獨特的光彩——

這些玩具通高在3.5厘米左右，最高不過5.5厘米，姿態有立、臥、伏、蹲各式，有的以色彩奪目，有的以裝束動人。如白釉綠彩爬娃，全身施黃白釉，眼嘴卻以綠釉點出，臀部用綠彩裝飾。如白釉盤髻娃，著右衽交領長衣，發髻前方飾二蓮蓬，十分新穎。有的則態憨神樸，有的則威猛強健，如立耳、圓睛、翹嘴，四肢粗壯，前後伸開的褐釉小狗，如昂首、獰目、寬鼻、張口，披毛豎立，尾貼背上，前腿直，後腿屈，蹲踞於地的綠釉獅子，均生氣勃勃。這些玩具兒童特點鮮明，如伏臥的白釉榴子男娃，下肢為石榴體，這是取其石榴房中多子之意而創作的；白釉盤髻娃，髻呈魚飾，右手持蓮，寄寓著“連年有余”的美意……

玩具的多樣性，顯示了宋代城市育兒方式的活躍性。如果我們按照這條路子，再將目光轉向遺存下來的宋代陶枕、圖畫、銅鏡等，便好像打開了潘多拉的匣子，一下子放出了一大群活蹦亂跳的小精靈，從而看到了一個極其健康、極其活潑、極其廣闊的城市育兒的世界——

如故宮陶瓷館陳列的宋代民窯燒制的一陶枕，上有一兒童手持扇形的長棒正在擊球，此種器具和廣泛開展的步擊撲棒球杖無異。再看故宮博物館所藏《蕉蔭擊球圖》，立於長案後面的少婦，正在仲裁兩位持類似乒乓球拍式的短拍、或蹲或立的兒童擊球的輸贏，它使我們知道讓兒童在體育活動中去競爭的觀念已較為普遍，又知用球拍擊球比賽之體育樣式在宋代城市兒童中已頗受歡迎，否則藝術品中亦不會一水兩流，化為陶枕，形成圖畫。

又如河北邢台曹寅莊出土的釣魚紋陶枕，上有一兒童躬身於岸邊，手執長竿垂釣於水邊，水下，三條栩栩如生的小魚正在爭吞鉤餌。而另一幅蘇漢臣所繪兒童戲水捕魚的《捕魚圖》，僅其旁題詩就可以使人想見爛漫一片：

十歲嬰兒妙入神，水邊遊戲任天真。

翻嫌點爾童心減，冠者何須五六人。

從那一個個陶枕，我們仿佛見到當年的碩學儒士，也置有小兒捉迷藏的枕屏畫像，也在上面題以兒童遊戲娛情之詩：“遂令高臥人，枕看兒戲。”使我們真切感受到兒童遊戲在宋代城市已成風習。

從那一幅幅冬庭秋園的嬰戲圖中，我們似乎聽到兩兒童為搶奪一桿玩具長槍而發生的唧唧喳喳的爭執聲音。而另一處一男童一女童，將一根孔雀羽毛拖在地上，將—繡花錦旗來回搖擺，引逗著一只花貓隨著他們的羽毛、小旗跳躍，貓鳴、嬰叫從絹紙上傳到我們的耳畔……

看河南濟源出土的《嬰戲杖頭傀儡》、《嬰戲懸絲傀儡》三彩陶枕，如聞那皂衣白褲孩童的橫笛聲、綠衣黃褲嬰兒的擊鑼聲，兒童俯地支手舉杖頭傀儡而戲的情境歷歷在目。看《兒童騎竹馬》陶枕，那用一根刻木馬頭形狀的短竹竿放於胯下，一手握竹馬前端使其後梢拖地作向前奔跑狀的男童，那元宵“社火”中的小兒竹馬如在目前。

看《兒童弄影戲》銅鏡，鏡背紋飾中有一雙手各持人形的兒童坐於幕後，幕前有五個兒童圍觀，它使筆者想起佚名所繪《蕉石嬰戲圖》中三嬰在帳幃後作影戲人的表演。這是宋代城市的兒童，利用光學原理的映畫技術，操縱由獸皮雕成人形，塗以顏色，勾上臉譜，其四肢頭部均可活動的“影人”，在光源與支起的幕布之間，做出種種動作，使幕布上顯現出影像的生動表演。它又使筆者想起《武林舊事》中所說兒童看此影戲而“喧呼，終夕不絕”的話來，也被感染而興奮不已。

從陶枕、圖畫、銅鏡中，我們好像漫步在宋代城市春夏秋冬四季，親品野菊的芬芳，荷花的清新，落英的繽紛，松柏的翠綠，清楚地看到了宋代城市的兒童是怎樣地生活在一種優雅富裕的環境之中。在精巧的太湖石，寬厚的芭蕉葉，鮮妍的青草，明凈的藍天之間，兒童無拘無束陶然於戶外，在大自然懷抱中盡情地揮發著無盡的體力。薄薄紗衣下顯露出的豐滿嬌嫩的肌體，表明了他們是自有城市生活文字記載以來體質最佳的市民子弟，這個時代需要他們這樣的身體矯健、活躍異常的兒童來點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