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災

一堆熊熊燃燒的火，一個手腳捆綁的人，烈焰旺，身翻滾，炙皮裂肉，慘叫不絕……這是建隆二年（961）東京街頭出現的一幕。

這位史籍未載姓名的被燒之人，是在皇宮“內酒坊”作工的一名小卒子。史籍未說明是否是他造成皇宮內失火，只記載了由於失火，這名小卒子被投入火中而受到活活燒死的嚴懲。是太祖趙匡胤作出了誰造成失火就要被火燒死的最為嚴酷的決定，他還下令將與這次失火有關的監官以下數十人，押解刑場斬首，屍體露市示眾……

“自是，內司諸署，莫不整肅。”這是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對這次失火處理後果的評價。史籍記述趙匡胤：“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其形象仁義至極，何以對一次失火如此大動肝火，嚴懲不貸？其中自有緣由。

從宋代開國立都於東京來看，趙匡胤面臨著一個怎樣維護剛剛到手的政權的問題，具體來講，先是如何固保城池的問題。據傳，在開寶元年（968）修城時，趙匡胤看到已經畫好的方方直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的施工圖，大怒，自取筆塗改，命用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並在旁特註：“依此修築。”

開寶修城，確有其事。趙匡胤如此設計，著眼於城池的易守難攻，自有其道理。對開國之君而言，京都的安全，是壓倒一切的。任何一點對京城安全造成危害的行為，在趙匡胤看來都是大逆不道、不可饒恕的。

這種出發點與後來他的繼承者對火災所采取的認真防範的態度，還不盡相同，但是不應排斥這樣的認識，即火災對城市有極大的危害，城市要極端重視火災預防的思想，已經開始在城市管理者的頭腦中占有了一個位置，盡管是很粗淺的。

乾德元年（963），國子博士聶崇義上言趙匡胤，提出：“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統，膺五行之王氣，纂三元之命歷，恭尋舊制，存於祀典，伏請奉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尊而祭之。”宋朝立國之初即宣布：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宋當以火王，色尚赤。這在建隆元年（960）就被作為國家大典規定下來了，所以，聶崇義的建議，馬上得到趙匡胤的批準。朝廷為“感生帝”在南郊設高七尺、廣四丈的祭壇，奉宣祖升配，牲用騂犢，玉用四圭，幣如方色，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康定元年（1040），朝廷又在河南商丘即宋朝開國之處設壇祭祀大火之神，用閼伯配享，準中祠。還下詔令：每年三月、九月擇日由商丘長吏以下官員分三獻，州縣官奉禮祭拜。到了徽宗當政，還專建了“火德真君殿”，供奉更甚。

南宋自紹興二年（1132）以來，又恢覆了東京祭祀火神的傳統，如紹興七年（1137）在臨安府設火神位，在每年的三月和九月向中原望祭古商丘之地。紹興十八年（1148），又將祭火神的“小祀”“升為大祀”。高宗趙構又在太一宮專辟一“火德神殿”……

任何一點違背火神象征和辱慢火神的作法，在宋朝都是不允許的。像皇佑六年（1054）四月由於出現了日食天文現象，按夏歷四月火歷正月的成例，仁宗好不惶恐，下令將皇佑六年改為至和元年，並從四月一日開始，減死罪，釋流放。仁宗還易服避正殿，減常膳，在四月日食時，用牲祭祀，等等。知制誥胡宿不失時機上奏說：國家要乘火而王，火於五行，其神屬禮。國家常須恭依典禮，以順火性。

胡宿認為東京不下雨，是因祭祀火神不夠，提出要到南郊告謝天地，以消災旱。胡宿的奏章，是從理論上闡明祭火神的重要意義，恰逢其時，得到了仁宗的批準。由於敬火觀念已深入朝廷上下，所以神宗年間，商丘知州張安道據王安石變法而提出的租賃祠廟為市場的作法，提出了火正閼伯和微子兩祠廟可否租賃的問題，這一下子就引來了神宗措詞嚴厲的“禦批”：“慢神辱國，無甚於斯。”但天下神廟卻皆因此而免鬻。

崇尚火神，就如此得勢，以至北宋著名的書畫家米芾，就曾順應潮流刻了一個“火宋米芾”的印章，以示趙宋之尊。後來南宋的博物學家李石也建議：大宋建都在大火之下，宋為火正，其源也是如此。

然而，火神並未領宋代城市管理者這份虔誠情意，反而較之其他朝代在城市裏更為肆虐——

建隆三年（962）正月，開封府通許鎮市民家起火，燒廬舍340余區。五月，東京大相國寺起火，燒房舍數百區。

乾德五年（967），東京建隆觀起火。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開封府起火，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秘閣。

明道元年（1032）八月，東京禁中起火，延燒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

景佑三年（1036）七月，太平興國寺起火。

元佑六年（1091）十二月，開封府起火，燒得府廨一空，知府李之純僅以身免。

重和元年（1118）九月，後苑廣聖宮起火，一次焚毀5000余間房屋。

紹興元年十二月（1131），臨安大火，燒萬余家。

紹興二年（1132）五月，臨安火彌六七裏，延燒萬余家。

同年十二月，臨安又起大火，燒吏、工、刑部、禦史台及公私室廬非常多。

嘉泰四年（1204）三月，臨安起大火，燒尚書中書省、樞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敕糧料院、親兵營、修內司，延及學士院、內酒庫、內宮門廡，燒2070余家。

嘉定元年（1208）三月戊寅至四月辛巳，臨安起大火，燒禦史台、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禦輦院、太史局、軍頭、皇城司、法物庫、禦廚、班直諸軍壘，延燒58097家。城內外亙十余裏，燒死59人，踩死者不可計算。城中廬舍燒毀十分之七，文武百官只好住到船上。

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臨安起大火，燒城內外數萬家，禁壘20區。

嘉熙元年（1237）六月，臨安起大火，燒3萬家。

以上是兩宋首都火災的粗略概況，損失異常驚人。中小城市的火災，也不甘落首都之後，損失也非常可怕——

建隆元年（960），宿州起大火，燒民舍萬余區。

乾德四年（966）二月，岳州衙署、廩庫起火，將市肆、民舍燒光，官吏逾城才逃一命。

開寶八年（975）四月，洋州起火，燒州廨、民舍1700區。永城縣起火，燒軍營、民舍1980區，死9人。

嘉佑三年（1058）正月，溫州起大火，燒屋1.4萬間，死者50人。

元豐元年（1078）八月，邕州起大火，燒官舍1346區，諸軍衣萬余襲，谷帛軍器150萬。

紹興十一年（1141）七月癸亥，婺州起大火，州獄、倉場、寺觀暨民居一半被燒光。

乾道九年（1173）九月，台州起火，一夜未停，燒縣治、酒務及市民7000余家。

淳熙九年（1182）九月，合州起火，民居幾乎全被燒光。

嘉定五年（1212）五月，和州起大火，燒2000余家。

總而言之，兩宋三百多年內，全國發生的大型火災有兩百多次，平均不到兩年就有一次，主要是發生在首都及各州縣城鎮上，其中以京城這樣的大城市最為嚴重。以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榮王宮的大火為例，錢惟演《玉堂逢辰錄》記述最詳盡——

火是四月二十三日夜從榮王宮燒起的，當時大風從東方來，五更後火益盛，未至天明，東宮的雍王、相王、南陽郡王、兗王、王、榮王等六宮府第，一時全部燒凈。二十四日，火又燒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朝元殿後閣，南燒內藏庫、香藥庫，又東回燒左藏庫，又西燒秘閣史館。

午時，燒朝元門東角樓，西至朝堂。未時，火出宮城，連燒中書省、門下省、鼓司審官院。到了晚上，燒屋舍計2000余間，救火而死的人達1500多，至夜，火仍未絕……

火燒了整整一天兩夜，燒得宮人相壓，死於灰燼中者特別多，慘不忍睹，焚燒諸庫，使香聞十余裏外。宮中的大樹大都燒毀了，所余者也都焦枯了。尤其是秘閣三館的圖籍，一時俱燒盡。大風中，紙片碎屑，漫天飛舞，源源不絕，飄向汴水……有人嘆息道：唐末五代，書籍只存留下來這些，誰知遇上了這麽一場火，一點未剩，太可惜了！

這一損失使朝廷既驚又痛，大火過後，著手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補救圖書，出示秘本，館閣傳寫，且命儒臣編類讎校。宋代的校勘、校理圖書官職，就是自此設立的。即使這樣，也難以補救圖書的損失，到嘉佑五年（1060），朝廷還詔示中外士庶，呈獻宮中所缺的圖書……

對火災的痛切認識，首先還是體現在皇帝的自責上。大火剛過，真宗就發表了《榮王宮火延燒殿庭求直言詔》，指出這場大火是“失於防微”，需“彌深於省咎”，誠懇希望“文武官並許直言”，“勿吝傾輸”。真宗緊接著將這次起火責任人榮王元儼，降為端王，貶出東京，降封在一個小地，怨怒情緒溢於詔令之中：“用警未然，使烈焰俄興，燔延棟宇，罪既有歸，勿忘修省！”

真宗自責，處分榮王，只能說是表面文章。榮王宮之所以起火，迅速蔓延，看似偶然，其實又是有其內在的必然的因由的——

宋在後周基礎上建都於汴，荊南高繼沖、湖南周寶權、南唐李煜、南漢劉、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紛紛辭樓下殿，輦來新朝。他們攜妃將雛，舉家遷徙，東京一時土木大興。這和後來的宋廷南渡臨安時的情形，有頗為相似之處。

加之趙匡胤一定國就說服高級將領，去買田建房，頤養天年，擁有廣地壯宇就成為一時風尚，而處於政治、經濟中心的首都，則為宅園建設首選之地。在東京、臨安，占地廣、規模大的多為王公貴族的住宅。

以東京的此類住宅為例：大中祥符年間景龍門北的李遵勖府第，僅其宅第以東就有隙地百余畝，悉疏為池，構堂引水，異石珍木，冠於京城。後來的蔡京常住的閶闔門外南邊的府第，更是宏敞過甚，中有高達四丈九尺的六鶴堂，人行其下，望之如蟻。宅第的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雲……

從這樣的例子中，不難想見本不夠寬裕的城市空間的擁擠。“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皇畿賦》中的這些話，並非危言聳聽。財大勢雄的官僚“侵街”、“侵道”的現象屢見不鮮。

鹹平五年（1002），真宗曾下詔令，命右侍禁門祗侯謝德權擴充東京的道路，拆掉沿街而建的“貴要邸舍”，可是招致一片反對聲。雖然這次也設立了標記，立於街道兩旁，不許越標私建，但真正實行還是很難的。真宗怎麽能超越和摒棄他所依賴的統治基礎呢？

況且真宗當朝時，也用了14年的時間，修起了壯麗的玉清宮，宮殿占地頗多，二十八星宿，就各有一殿，面積大到2610區。玉清宮所用的楩楠杞梓，都搜窮了全國的山谷。

無限制地建府治第、築樓修殿，勢必要占又大又多的地方，其後果就會使東京的衢巷愈來愈狹隘。熙寧中，皇家作坊工匠因受不了苦，想奪門而逃，可是一個老兵將門關上阻擋，他們便無一人沖出。據說最初是因為這個作坊門巷狹窄彎曲，眾工匠不堪忍受，請求將這作坊取直放寬，可是未獲準許，工匠們便要沖出這牢房般的工作處。堂堂的皇家作坊也這等狹小，東京門巷的狹小可見一斑。

與唐代長安嚴格的方格網狀街道不同，東京的街道或成丁字形，或成井字形。東京的路面普遍比長安窄，一般不會超過15～20公尺。這可從《清明上河圖》上所繪的街道看出來。在東京，不寬的街道兩旁，歡門矗立，店樓密列，高低起伏，參差錯落，可東京的面積卻只有長安的一半，人口卻比長安近百萬的人口要多，最多時達到150～17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