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可能是，文學作品的多義和曖昧反而有助於“為匪宣傳”，反共文學發生的效果應該符合預期，沒有偏差。口號是最不容易誤解的東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學不惜流為口號化。這就是為什麽臺灣對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說家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譯作《獄中記》）、張愛玲的《秧歌》都不喜歡，無奈那是美國新聞處推廣的冷戰文宣，黨部無可奈何。

臺灣域內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貴告訴我，他在臺灣的坎坷，大半因為他寫了《旋風》。陳紀瀅的《賈云兒前傳》，王藍的《藍與黑》，也都有憂讒畏譏的經驗。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表出版，黨部鞭長莫及。一九六七年，臺灣已是百家爭鳴，《野馬傳》修正了，臺灣出版，還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國時報》發表陳若曦的《尹縣長》，仍然引起一片驚惶。…

一九五五年發生了一件事。這年五月，舞蹈團體得到文獎會讃助，舉辦民族舞蹈競賽，場地借用臺北市三軍球場，位置正對“總統府”大門。有人檢舉，得獎的表演節目中有蘇聯作品，不得了！那時正值所謂“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裏引用馬克思一句話都是大罪，怎有文藝運動的領導人，大模大樣在“總統府”門前，眼睜睜看他演出蘇聯舞蹈，而且還出力出錢支持！張道藩立刻向中央黨部提出辭呈，並推舉陳雪屏接手，陳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幹。

據說所謂蘇聯作品，實際上是新疆少數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蘇俄接壤，文化交流頻繁，也許受了些影響，可是這種事哪裏說得清楚！張道公只有辭職表示負責。他是向蔣公辭職次數最多的人，他效忠領袖，但是不能厚結領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斷辭職測驗領袖對他的信任，測驗他可以工作到何種程度。…

我本來就不覺得我在逃難。由蘭陵到南橋，那是“搖到外婆橋”。由南橋東行，我家還能維持一輛“二把手”，那是一種木制的獨輪車，由魏家弟兄前後駕駛，車輪特大，把車座分成左右兩個，母親抱著弟弟坐在左邊，妹妹坐在右邊，妹妹腿底下放些面粉大米，準備沿途食用。

我們還有一頭驢子。

還有這一溪桃花，一種太平歲月溫柔旖旎的花，落下一瓣兩瓣來貼在你手背上，悄悄呼喚你。

紅玉拼成的花。紅雲剪成的花。少年氣盛嫉妒心極重的花，自成千紅，排斥萬紫。從沒見過也沒聽說桃林之中之旁有牡丹芍藥。…

國民黨對於拒絕響應反共文學的作家並沒有包圍勸說，沒有打壓排斥，他只是不予獎勵，任憑生滅。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寫出反共作品”受到調查（因為他反共的“規格”與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準），並無作家因“沒有反共作品”而遭約談。那時“中國廣播公司”刻意發展廣播劇，姚加淩寫了一個反共的劇本，演出中共公審大會的“虛偽殘酷”，惹了一陣子麻煩。自此以後，“中廣”的廣播劇盡量避免再用這樣的題材，趙之誠專寫市井小民貪嗔愛癡，二十年天相吉人。國民黨畢竟“封建”，“仕”還是“隱”？廟堂還是江湖？你的進退出處可以自由選擇，當然，除了“造反”。…

流亡作家渴望訴說，他們以為本土生民應該聆聽。那是斯大林時代，西伯利亞海濱有一個勞動營，萬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來此，用簡陋的工具開發森林，食物不足，醫藥缺乏，工作十分勞苦，每天有許多人死亡，也不斷有大批新人補充。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有人趁著伐樹的機會剝掉樹皮，在樹幹上寫字，寫他們原是什麽樣的人，現在有什麽樣的遭遇，沒有筆墨，大家捐出鮮血。寫好之後，他們把樹幹丟進大海，讓海浪帶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們的控訴，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麽。當時有些大陸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

一九五○年三月，蔣公於“引退”一年零一個月之後宣布復職，“國王的人馬”各就各位，動用一切力量鞏固臺灣，抗拒中共擴張，文藝成為其中一個項目。…

五十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那時我拿不動這樣大的題材，沒有作品，只有心情。

一九四九年五月，國軍失上海，我隨軍撤到臺北。六月失青島，八月失福州，美國發表白皮書，聲明放棄臺灣。九月失平潭島，十月失廣州，失廈門，逼近臺灣門戶。共軍乘勝攻金門，國軍大捷，仍然震撼臺灣人心。就在這幾個月，小諸葛白崇禧、反共長城胡宗南節節敗退，華中、西北、西南盡失。十二月，國民政府遷臺北，雙方中間僅隔一道大約九十英里寬的海峽。中共反復宣告將革命進行到底，文宣用詞竟使用血洗臺灣。

逃難來臺的人喘息未定，頓覺呼吸急促。…

以前種種後來又是怎麽知道的呢，都是他們自己說出來的。人生如戲，莎士比亞的臺詞有一句：“臺上演戲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他最後什麽都會說出來。”人有泄漏機密的天性，人到中年，會說出自己幼年的“齷齪”，人到老年，會說出自己中年的“齷齪”；因緣無常，效忠的手下隨時可能脫離掌握，抖出內幕，死黨很難到死，除非你有本事殺他滅口。齷齪的腦子、齷齪的手，都有一天會曝光。歲月無情，江山易改，最後“萬歲”已成木乃伊，江山風化為散沙，這些曾經是特務的朋友、或曾經是朋友的特務，一個一個也退休了，老了，移民出國了，他出於成就感，或是幽默感，或是罪惡感，讓我知道當年他手中怎樣握住我的命運而沒有傷害我。…

話題一轉，保安官問我對邱楠和姚善輝有什麽看法。我的天！他們一個是節目主任，一個是工程主任，我只是個新進的小職員，剛剛試用期滿，我能對他們有什麽看法！他問我最近看什麽書，我的答案中有曹禺和李健吾，他兩眼一瞪：你從哪裏弄到他們的書！我告訴他，這是公司的參考書，公開擺在資料科的圖書室裏。幾個月後，公司裏突然出現保安人員，沒收了這批文藝作品，緊接著大搜全省各地中小學圖書館，各縣市舊書攤，打算做到一本不留，看來都是我惹的禍。…

從保安司令部來了個年輕人，“請”我到他們辦公室談談，還加上一句：“我可以替你請假”，等於說一定要去，沒有理由可以推拖。說到保安司令部我得鄭重介紹，它後來改組為警備司令部，再改為警備“總”司令部，今天談恐怖時期，“警總”惡名昭彰，殊不知一路改組都有些改進，到了警總已經文明得多了。…

五十年代，臺灣號稱“恐怖十年”，國民政府絕命掙扎，“檢肅匪諜”辣手無情，大案一個連一個公布，士農工商黨政軍都不斷有人涉及，罪案的發展和罪行的認定往往出人意料，“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也驚。”我在“敏感媒體”廣播工作，每當看見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處死了（據報紙公布，十年間以文化人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總計處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牽連被捕受審打入“列管名冊”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難安。…

離職當天晚上，“中視”節目部有兩個聰明人，他們知道臨別贈言往往很有價值，兩人一前一後，找我一談。

一位是《中視週刊》的主編，這份週刊專為“中視”的節目做宣傳，銅版紙彩色印刷，它也在和“臺視”的週刊競爭，主編正為怎樣出奇制勝發愁，悄悄問計於我。我說臺灣中部南部的農民現在收入很好，農村婦女開始講究穿著化妝，模仿影星歌星，公司現有的婦女節目偏重育嬰烹飪等等“婦德”，已經不能滿足那些觀眾。你可建議公司開一個新節目，專教“婦容”，專家主持，明星來做模特兒，化妝品公司服裝公司提供廣告，你把那些彩色畫面登在雜誌上，事先向中南部發行，她們對著週刊看節目，必定人手一冊。我嘆了一口氣說，電視改變了社會風氣，臺灣的農村逐漸喪失原有的淳樸，你這個節目開出來，農村婦女更要追逐浮華。可是形勢逼人，咱們頭頂上的“黨國”幹部以為自己沒有那個責任，你也只有顧不得了！這位主編依計而行，果然銷路大增，聲名大噪。…

是臺灣國語啦！

臺灣、國語？臺灣國、語？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也只有刪去。

有一位制作人送來一套連續劇的劇本，故事以大陸逃亡來臺的一個家庭為主線，劇中人一家離散了，二十年後，一個兒子長大了做警察，一個兒子長大了做流氓，女兒長大了淪為娼妓，兄弟姊妹互不認識，他的流氓兒子白嫖了他的女兒，他的警察兒子槍傷了他的流氓兒子，這個家長的名字居然叫“锺正”，影射“中正”！編審居然通過了這個連續劇的企劃書和故事大綱！我扣住劇本，要求修改劇情，改換“家長”的名字，弄得節目延期播出，驚動層層上級，董事長、總經理，節目部主任態度冷淡，並沒有斥責任何人，也沒有對我表示支持。

這就怪了！…

後來我知道，蔣公喜歡用一種高檔的進口鉛筆批公文下條子，那種鉛筆不用刀削，而是用手指一圈圈剝開。蔣公的“身邊人”外放獨當一面，喜歡仿效，楚先生跟中央黨部四組寫便函也如此做，我不懂事，錯過他的美意。…

還有更大的難題。“中國電視公司”奉准成立時，“國防部總政戰部”表示很大的興趣，王昇上將永遠在提高官兵的忠誠、士氣和知識水準，他對電視這樣的利器锺情已久。他希望軍方對“中視”的經營也有發言權，“中視”能在節目方面分出相當多的時間，由“總政戰部”全權使用（負擔全部節目制作費用）。國民政府黨政軍三權分立，總裁既然沒有指示，“國防部”也沒有正式出面洽商，中央黨部反對軍方以“技術層面”在“中視”的節目內成立“租界”，授意黎世芬阻擋。那年代王上將心想事成，黎總赤手搓方成圓，所受的“內傷”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九六二年十月，臺灣電視公司開播。

起初，電視機售價昂貴，沒有彩色節目，每天只播出幾個小時，節目制作也相當粗糙，但是它能讓我們“看見”：看見“總統”檢閱陸軍海軍，看見電影明星上臺親手接過亞洲影展的大獎小獎，看見聯合國開會，看見毛公鼎、羅浮宮、英國國王的皇冠，人端坐不動，可以看見山前山後，江頭江尾。

於是無線電廣播的優勢立刻結束，臺北廣播事業公會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廣播年鑒》記載了官方的統計數字，照這些數字演算，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這十年是臺灣廣播的黃金時代，臺灣的收音機增加了十九倍。一九六二年臺灣電視公司開播以後，一九六八年“中國電視公司”開播之前，這六年之間電視機增加了七十三倍！…

胡適答應擔任顧問，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顧問名單：曾虛白，李辰冬（文學教授），李宗侗（清史專家），他提議增聘史學教授吳相湘。中廣在胡先生的主持下開了三次顧問會議，「胡適氣氛」名不虛傳，滿室如沐春風。胡先生很熱心，他在臺灣很少實際參加文藝活動，這也許是唯一的一次。

第一次會議首先談到《紅樓夢》的版本，胡先生決定選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偉元刻印、高鶚修改過的本子，臺北世界書局買得到，它的好處是語言比較淺顯通俗，用聽覺接受，困難比較少。然後討論應該原本照播還是加以刪節？胡院長顯示了他的科學訓練、理性主義，他認為警頑仙子、太虛幻境可刪，女媧補天、頑石轉世必刪，寶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沒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誨淫」的部分，他輕輕放過了。我在旁擔任紀錄，暗中非常驚訝，他甚至說，《紅樓夢》有很多瑣碎冗長的記述都可以刪掉，只選有情節的章節播出。…

我對胡適沒有研究，我見過胡適，崇拜過胡適，學習過胡適，思考過胡適，今天湊個熱鬧，談談我的回憶。

胡適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他去了美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國回臺灣講學，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臺灣參加國民大會，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臺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他在臺灣六個年頭，這六年間他對臺灣發生了極大的影響，臺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動都當作重要新聞，臺灣讀者閉上眼睛，都隨時可以看見他的一張笑臉。

作家開會談「胡適在臺灣」，好像應該從文學的角度談他。胡適在臺灣最重要的影響不在文學，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時間幾乎都拿來宣揚民主自由，這一部分說來話長，還是先談文學。…

正因為語言藝術所涉及的感性是觀念想象產物中的感性，這樣，周瑟瑟才更側重根源性的用語形式來表達思維，而選用了：簡練而不繁覆的，直感而不修飾的，直觀而不迂回的，直覺呈現而不概念演繹的，看成而不體驗的……那介於書面語句的用法之間，來當做他詩歌運用的語言手段。運用語言手段本身，其實就是運用觀念中對語言看法的手段。從表現方式中的個別要素組成來看，周瑟瑟用語手段中所保留的根源性，明顯地顯示了詩的預設內容。周瑟瑟詩歌那簡練和直觀的用語方式，畢竟不同於美國後現代的“具體詩” 或後現代“極簡藝術”。盡管“具體詩”和“極簡藝術”因反對亞里士多德，賀拉斯的觀念而與60年代英國的純口語詩相近。例如：

　“下雨天容易想到父親…

當我研究完周瑟瑟四個詩歌創造期的代表性作品，就可以他這首詩為例，歸納成一個系統化的關於詩的根源性的藝術課題來討論。

1）從詩人自己天性里產生的思考的需要出發，來決定詩的表現樣式和方向。例如，分析周瑟瑟的作品個性，可以縱觀到他詩的藝術特質，是讓無心靈的自然與他有心靈的再思之間，保持著最處相遇的原樣。既讓自然做它本身的事，也讓心靈也做它本身的事。這當中，天性的思考是最主要的先決方式。這好比，一個外觀的自然進入心靈，如同內在的心靈進入外觀的自然一樣。這個過程是誰在主宰呢？是先天領悟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