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那時我拿不動這樣大的題材，沒有作品，只有心情。

一九四九年五月，國軍失上海，我隨軍撤到臺北。六月失青島，八月失福州，美國發表白皮書，聲明放棄臺灣。九月失平潭島，十月失廣州，失廈門，逼近臺灣門戶。共軍乘勝攻金門，國軍大捷，仍然震撼臺灣人心。就在這幾個月，小諸葛白崇禧、反共長城胡宗南節節敗退，華中、西北、西南盡失。十二月，國民政府遷臺北，雙方中間僅隔一道大約九十英里寬的海峽。中共反復宣告將革命進行到底，文宣用詞竟使用血洗臺灣。

逃難來臺的人喘息未定，頓覺呼吸急促。

民國以來，直系、奉系、皖系、什麽系輪流收稅，人民社會組織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價值標準不變，老百姓容易適應。共產黨的革命別有大志，他們要“天翻地覆”，解放不是尋常改朝換代，中國人從未有過那樣徹底的境況。可是外面的人對裏面的情況一無所知，仍然當做“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待，一九四九年的臺灣正是如此，八百萬居民面臨巨變，他們心理上毫無準備。

這年年底，臺北《民族報》聘請孫陵主編副刊，“孫大炮”出語驚人，他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當時的文風，共軍咄咄逼近，臺灣已成前線，作家委靡不振，副刊只知消閑。那時女作家的情感小品一枝獨秀，抒寫一門之內的身邊瑣事，小喜小悲，溫柔婉轉，小花小草，怡然自得。孫指責她們的作品脫離現實，比擬為歌曲中的靡靡之音。當時文壇傳言，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讀了孫陵的文章，很受刺激，孫陵曾當面道歉，但是道歉之後，炮聲依然隆隆不絕。

馮放民（鳳兮）也在此時接編《新生報》副刊，他開門見山要求作家寫戰鬥性的作品，他的主張比蔣介石總統的“戰鬥文學”早了好幾年。當時副刊注重趣味，鳳兮強調戰鬥，如果魚熊不能兼得，為了戰鬥寧可犧牲趣味。許多“外省流亡作家”對他的說法翕然同意，存亡是火燒眉毛，“趣味”又算什麽！

多年後鳳兮談起此事，他說他跟孫陵並沒有事先商量過，他們各行其是，不謀而合。他說那時中央政府癱瘓，中央黨部空轉，達官貴人哪裏顧得了文學？再說《新生報》由省政府經營，《民族報》由報人自己經營，中央若要發動什麽，怎會他們出頭叫喊、黨營的媒體反而沈默觀望？

鳳兮說，當時副刊稿源枯竭，沒有生氣，他看準大陸流亡來臺的作家都有強烈的動機寫作，可以使副刊活起來。從事文藝批評文藝創作的人應該知道“心的傷害”，知道“無沙不成珠”、“鮮血變墨水”，知道“骨鯁在喉”、“行其所不得不行”，那些由國共內戰的炮火下逃出來的作家，並不需要高壓逼迫才勉強表現他們的親身經驗。

有些文化人逃到臺灣，謹守本業，深居簡出，遠避政治氣味，以備中共解放臺灣以後給一線生存空間，國民黨對這些人聽其自然。也有人認為逃到臺灣來就是大罪，索性破罐子破摔，即使絕望亦不可束手待斃，國民黨百事俱廢，對這些人也無暇一顧。

惟一的安慰鼓勵是這些作家促膝長談。劉珍說：“就算是殺一隻雞，它也要掙命。”那時王聿均還沒進“中央研究院”做學者，他是文學評論家，主編《公論報》副刊，主動支持反共文學，他說：“我現在的心情是正在服兵役。”小說家楊念慈說，臺灣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我們一定要把外面的情況告訴他們，如果不寫不說，太對不起臺灣人。小說家田原說，我們在經歷浩劫巨變之後，發現中共的“宣傳如此迷人而事實如此駭人”，來臺後卻不肯向臺灣人一一道破，將來臺灣人會怎樣批評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