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1)

五十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那時我拿不動這樣大的題材,沒有作品,只有心情。

一九四九年五月,國軍失上海,我隨軍撤到臺北。六月失青島,八月失福州,美國發表白皮書,聲明放棄臺灣。九月失平潭島,十月失廣州,失廈門,逼近臺灣門戶。共軍乘勝攻金門,國軍大捷,仍然震撼臺灣人心。就在這幾個月,小諸葛白崇禧、反共長城胡宗南節節敗退,華中、西北、西南盡失。十二月,國民政府遷臺北,雙方中間僅隔一道大約九十英里寬的海峽。中共反復宣告將革命進行到底,文宣用詞竟使用血洗臺灣。

逃難來臺的人喘息未定,頓覺呼吸急促。

民國以來,直系、奉系、皖系、什麽系輪流收稅,人民社會組織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價值標準不變,老百姓容易適應。共產黨的革命別有大志,他們要“天翻地覆”,解放不是尋常改朝換代,中國人從未有過那樣徹底的境況。可是外面的人對裏面的情況一無所知,仍然當做“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待,一九四九年的臺灣正是如此,八百萬居民面臨巨變,他們心理上毫無準備。

這年年底,臺北《民族報》聘請孫陵主編副刊,“孫大炮”出語驚人,他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當時的文風,共軍咄咄逼近,臺灣已成前線,作家委靡不振,副刊只知消閑。那時女作家的情感小品一枝獨秀,抒寫一門之內的身邊瑣事,小喜小悲,溫柔婉轉,小花小草,怡然自得。孫指責她們的作品脫離現實,比擬為歌曲中的靡靡之音。當時文壇傳言,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讀了孫陵的文章,很受刺激,孫陵曾當面道歉,但是道歉之後,炮聲依然隆隆不絕。

馮放民(鳳兮)也在此時接編《新生報》副刊,他開門見山要求作家寫戰鬥性的作品,他的主張比蔣介石總統的“戰鬥文學”早了好幾年。當時副刊注重趣味,鳳兮強調戰鬥,如果魚熊不能兼得,為了戰鬥寧可犧牲趣味。許多“外省流亡作家”對他的說法翕然同意,存亡是火燒眉毛,“趣味”又算什麽!

多年後鳳兮談起此事,他說他跟孫陵並沒有事先商量過,他們各行其是,不謀而合。他說那時中央政府癱瘓,中央黨部空轉,達官貴人哪裏顧得了文學?再說《新生報》由省政府經營,《民族報》由報人自己經營,中央若要發動什麽,怎會他們出頭叫喊、黨營的媒體反而沈默觀望?

鳳兮說,當時副刊稿源枯竭,沒有生氣,他看準大陸流亡來臺的作家都有強烈的動機寫作,可以使副刊活起來。從事文藝批評文藝創作的人應該知道“心的傷害”,知道“無沙不成珠”、“鮮血變墨水”,知道“骨鯁在喉”、“行其所不得不行”,那些由國共內戰的炮火下逃出來的作家,並不需要高壓逼迫才勉強表現他們的親身經驗。

有些文化人逃到臺灣,謹守本業,深居簡出,遠避政治氣味,以備中共解放臺灣以後給一線生存空間,國民黨對這些人聽其自然。也有人認為逃到臺灣來就是大罪,索性破罐子破摔,即使絕望亦不可束手待斃,國民黨百事俱廢,對這些人也無暇一顧。

惟一的安慰鼓勵是這些作家促膝長談。劉珍說:“就算是殺一隻雞,它也要掙命。”那時王聿均還沒進“中央研究院”做學者,他是文學評論家,主編《公論報》副刊,主動支持反共文學,他說:“我現在的心情是正在服兵役。”小說家楊念慈說,臺灣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我們一定要把外面的情況告訴他們,如果不寫不說,太對不起臺灣人。小說家田原說,我們在經歷浩劫巨變之後,發現中共的“宣傳如此迷人而事實如此駭人”,來臺後卻不肯向臺灣人一一道破,將來臺灣人會怎樣批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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