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臺灣國語啦！

臺灣、國語？臺灣國、語？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也只有刪去。

有一位制作人送來一套連續劇的劇本，故事以大陸逃亡來臺的一個家庭為主線，劇中人一家離散了，二十年後，一個兒子長大了做警察，一個兒子長大了做流氓，女兒長大了淪為娼妓，兄弟姊妹互不認識，他的流氓兒子白嫖了他的女兒，他的警察兒子槍傷了他的流氓兒子，這個家長的名字居然叫“锺正”，影射“中正”！編審居然通過了這個連續劇的企劃書和故事大綱！我扣住劇本，要求修改劇情，改換“家長”的名字，弄得節目延期播出，驚動層層上級，董事長、總經理，節目部主任態度冷淡，並沒有斥責任何人，也沒有對我表示支持。

這就怪了！

我開始了解，節目制作先要找到廣告支持，他把節目企劃書拿給廠商看，廠商有能力研判這個節目的收視率，如果廠商表示悲觀，制作人就得改變企劃。“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沒有票房，你必須“越雷池一步”，這一步是一小步，雷池就是新聞局手中的電視節目規範。

如何面對新聞局的干预呢？新聞局當然也會吹哨子，那麽電視公司就退後半步，下一次，以這半步為起點，再向前越線一小步，由隱而顯，由少而多，持續又斷。新聞局小題不能大做，等到小題累積變大，那又只好大題小做。這就把新聞局承辦的科員科長弄成溫水青蛙。

還有，電視公司是互相競爭的，我進“中視”的時候，制作組有兩架電視機，同時收看兩家的節目，我離“中視”以後，臺灣增加了一家電視公司，制作組也增加一架電視機，同時收看三家的節目，觀摩比較，目不轉睛，一家違規，兩家跟進。電視公司的老板都是蔣氏父子身邊的紅人、眼中的能臣，編審組以下級監督上級，以外圍監督核心，又能濟得甚事？

電視公司的老板，熟讀黨員守則、總裁言行，也進過革命實踐研究院，於今受領袖付托，掌國之利器，他們在幹什麽？他們也有難言之隱，任何人來“中視”當家都不能賠錢，電視是花大錢的事業，營運成本極高，政府賠不起，誰賠錢誰的忠誠、才幹、革命歷史盡付流水，他只能鼓勵部下賺錢，至少也得放任部下賺錢。好官不過三年五載，但求任內平安，萬一為賺錢闖禍，由他承擔，一根稻草壓不垮他。如果責任沈重，他承受不起，還有制作人和編審組長可以承擔。如果制作人通“三務”中的第三務，那就把一務也不通的編審組長壓死！

空口無憑，鄭學稼為證。這位著名的政論家曾擔任“中央廣播電臺”新聞組長，後來辭職，他有一篇長文說，“對上級指示無論執行與否，都會受處分。”他任職期間，臺灣文藝界發起運動，“肅清黃色、赤色、黑色作品”，上級指示這條新聞對中國大陸播出，如果不播，那是抗命，如果播出了，中共利用中央臺新聞攻擊臺灣法西斯化，上級追究責任，盡管你是執行命令，但“新聞組長應有知識不發佈可被敵人利用的新聞”，依然要負責任。我在“中視”服務九個月，審閱劇本三百多本，綜藝節目腳本兩百多件，天天坐在電視機前看國外引進的節目，盡窺當時一流編劇家的看家本領，了解制作過程，參觀導播臺和攝影棚工作情形，掌握電視特性，該學的都學到了。我引進分場、分鏡、畫面，思考繼續改進我的寫作，深知作品的題材和表現技巧如何適應各種媒體的特性，發現作品的構成固然源自作家的才情個性，也要在受眾的心理上落實。我寫了一本《文藝與傳播》，公開了早期的心得，那時臺灣的新聞學者和文藝批評家都還沒有照見這個角落。

我申請結束“借調”，重回“中廣”，副總經理董彭年先生執手挽留，但是我勢不可留。人在江湖，為國犧牲的機會小，為權術謀略、為利害夾縫、為代罪替死犧牲的機會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弄隻小老虎做什麽？天天與虎為伴，有何樂趣？“膽小沒有將軍做”，我看那些膽大的人也沒做成將軍，何況我要的是茍全性命於亂世，不是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