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更大的難題。“中國電視公司”奉准成立時，“國防部總政戰部”表示很大的興趣，王昇上將永遠在提高官兵的忠誠、士氣和知識水準，他對電視這樣的利器锺情已久。他希望軍方對“中視”的經營也有發言權，“中視”能在節目方面分出相當多的時間，由“總政戰部”全權使用（負擔全部節目制作費用）。國民政府黨政軍三權分立，總裁既然沒有指示，“國防部”也沒有正式出面洽商，中央黨部反對軍方以“技術層面”在“中視”的節目內成立“租界”，授意黎世芬阻擋。那年代王上將心想事成，黎總赤手搓方成圓，所受的“內傷”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國電視公司”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成立，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開始試播，十月三十一日正式開播。萬事俱備，黎總向股東會提出報告，有人突然發難，質問購買機器的回扣到哪裏去了。黎總一生清白，他知道回扣的下落，可是他不能說，股東都知道回扣的下落，也都知道黎世芬有口難言，可是偏偏窮追不捨，董事長木雕泥塑，作聲不得，惟恐自己惹上嫌疑，這就把黎總推擠到瓜田李下，在他的品格上潑墨塗鴉，那一刻，恐怕是黎總一生最痛苦的時候。這是把黎世芬的廉潔當做他的弱點來傷害他，然後由他自己傷害自己。

李荊蓀既非黨股代表，亦非董事監事，沒有出席會議。節目部副主任楊仲揆要求以列席員工的身份發言，他非常沈痛地說，“中視公司”現有資產用“億”計算，“中央”沒拿出一文錢來，黎總“赤手空拳，為黨造產”，現在大會沒有一句話肯定他，沒有一句話安慰他，還要為難他，消息一旦傳出去，全“中廣”全“中視”的員工都要心灰意冷，這怎麽能維護發展黨的電視事業！他這一番話正氣凜然，這才打破僵局，轉移話題。

“中視”開播時，我對楊仲揆說，黎總艱難創業，“黨中央”該給他獎章，董事會應該通過慰問嘉勉的提案，否則無以策勵來茲。楊仲揆福至心靈，把那番話用上了，黎總大為感動，後來他把楊仲揆調回“中廣”，歷任節目部經理和海外部經理，最後還想舉薦為副總經理，未能成功。

“中視”籌備期間，我參加一部分文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開播，副總經理張慈涵先生希望我能到“中視”節目部以副經理名義兼任編審組長，我說電視是個爭大名奪大利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碰撞必定激烈，我自問沒有能力在那樣的環境中有所建樹，還是留在“中廣”公司吧。那時廣播、戲劇和新聞三界多少英才誌在“中視”，紛紛央黨政要人寫信推薦，黎總沒有時間細看，人事室把它們簡化了，造成一份名冊，名冊的格式很特別，第一欄先寫推薦人，第二欄才是被推薦人，下面依次是被推薦人的學歷、經歷、希望擔任什麽職位。黎總披閱時，先考量推薦人對公司前途的影響力，然後才是想來謀職的那個人是否適任。他面對這麽大的壓力還能想到調用我，實在是我的榮幸。可是這時我的虛榮心所餘無多。

後來編審組長由副經理楊仲揆兼任，一九七○年年底，楊仲揆找我，他說工作實在太忙，很希望我去為他分勞。我初入“中廣”擔任編撰時，他是編撰科長，他的學養很好，我曾經說他“言忠信而行篤敬，明理論而通實務”。那天我們的談話值得一記。

我說“中視”人事關係複雜，人與人之間的傾軋排擠比“中廣”更甚，長於權謀的黎總經理行事風格，只有更加“兵無常法、水無長形”，我和他之間沒有足夠的默契，善始難以善終。他說《中國時報》的余紀忠董事長才是統馭大師，你在“中時”多年，看見過滄海，怎麽還會怕水？我說《中國時報》是余董的私人事業，私人事業的老板握有絕對的權力，說得到做得到，善善能用，惡惡能去，無論朝三暮四還是暮四朝三，總會五六不離七。“中視”公司不同，黎總只有相對權力，人事制度、會計制度、長官意志、黨政傳統處處設限，他說得到做不到，為了推動工作，只有伸出馬鞭對空虛指：“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他比較難伺候。

楊仲公知我甚深，他話題一轉，談到我怎樣開始做影評人，談到影評人老沙、蕭銅、汪榴照，談到新聞局拍紀錄片我寫過幾個劇本，他說我對雜誌、報紙、廣播、電影都有工作經驗，倘若再加上電視，那就經歷完整成為媒體寫作的全才了！寫作是我最後的執著，他這句話擊中要害。

恰巧這時發生了一件事。

《中華日報》銷路下跌，廣告減少，中央特地把楚崧秋從第四組主任的高位請下來，擔任《中華日報》的社長，高層認為只有他能夠把《中華日報》的形勢拉高。有一天我接到楚先生派人送來的一張便條，他用藍色鉛筆寫著：“鼎鈞同志，請來《中華日報》一談。”字體大，筆畫粗，很像是公文的批示。那時我也認識幾個大官，從來沒見過這樣高的姿態，心中暗想，我可以去見你，但是無論你說什麽，休想我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