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5)

另一個可能是,文學作品的多義和曖昧反而有助於“為匪宣傳”,反共文學發生的效果應該符合預期,沒有偏差。口號是最不容易誤解的東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學不惜流為口號化。這就是為什麽臺灣對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說家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譯作《獄中記》)、張愛玲的《秧歌》都不喜歡,無奈那是美國新聞處推廣的冷戰文宣,黨部無可奈何。

臺灣域內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貴告訴我,他在臺灣的坎坷,大半因為他寫了《旋風》。陳紀瀅的《賈云兒前傳》,王藍的《藍與黑》,也都有憂讒畏譏的經驗。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表出版,黨部鞭長莫及。一九六七年,臺灣已是百家爭鳴,《野馬傳》修正了,臺灣出版,還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國時報》發表陳若曦的《尹縣長》,仍然引起一片驚惶。

“文獎會”看重長篇小說,那時小說以創造人物為首要,反共小說裏的中共幹部是什麽樣的角色?事關對中共的認識和研究。那時黨內黨外都跟研究中共問題叫“總裁心理學”,研究者要揣摩他老先生的想法找材料下結論,反共小說(還有戲劇)也成了“總裁心理學”的一個章節。中國共產黨興起,並非因為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有重大缺陷,而是因為“西風東漸,俄式邪說輸入,國民道德墮落,無賴無恥的人受煽動蠱惑成為暴民”。這就大大窄化了題材也降低了境界。那年代半個世界(也許該說大半個世界)都在反共,東西對抗,稱為“冷戰”。反共並非國民黨一家之言,但是臺灣早期的反共文學卻是國民黨閉門造車。

當年“文獎會”的真正任務,乃是對反共文學寓禁制於獎勵,這就難怪“反共文學”總是感情太多、才情太少,紀實太多、暗喻太少,素材太多、形式美太少。中國大陸的文學理論家黎湘萍指出,那些反共文學“把小說當做歷史寫”,說得含蓄,也說得中肯。“國家不幸詩家幸”,時代對作家甚厚,作家對時代的回報甚薄,“百樣飄零只助才”,無奈“一代正宗才力薄”!他們“我志未酬人亦苦”,他們盡了力。

我那時不懂事。有一天接到中國文藝協會的通知,約我去參加座談會,座談的主題是反共文學。那時文協在水源路,我如時前往,座上只有陳紀瀅、王藍兩位常務理事,穆中南和梁又銘兩位理事,再無其他會眾,我心中納悶,這怎麽能算是座談會?

坐定之後,陳紀老客客氣氣請我發言。我那時不懂事,居然以為有了一吐為快的機會。我說我認為最好的反共小說有三部,姜貴的《旋風》,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張愛玲的《秧歌》,可是這三部小說都沒有受到文壇注意,我很懷疑臺灣究竟是不是一個提倡反共文學的地方。

舉座默然無聲,良久,我自己覺得沒趣,告辭回家。後來知道,他們本想找我主導一個寫作小組,為他們寫的反共小說作些宣傳,他們預料可以聽到我稱讃他們的作品,順勢把工作計劃提出來,奈何我那時不懂事,話不投機,計劃只好胎死腹中。

反共文學對我的學習有幫助嗎?有,那時他們任何人都寫得比我好,我有什麽理由藐視他們?看過反共文學的大潮,我體會到藝術和宣傳的分別,上了必修的一課。辛克萊說“一切藝術都是宣傳”,我以前信服這句話,因反共文學而了解這句話,能夠準確地解釋它。黨部掛帥也教我知道如何掌握主題,予以放大、延伸和變奏。

反共文學完了嗎?九十年代我在紐約,一位觀察家告訴我,反共的人共有五類:有仇的,有病的,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和莫名其妙的。這是真知灼見。我想反共是這五種人的組合互動,可能一個有病的排斥一個有理想的,可能一個有仇的指揮一個有病的,也可能一個有野心的出賣一個莫名其妙的。高踞他們之上,有一位總指揮,他可能有仇、有病、有理想,也有野心,即使姜貴和張愛玲也都未能寫全寫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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