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匪諜是怎樣做成的(中)

最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他“膽敢”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回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出頭亂動。張敏之動了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麽不站出來?徐廳長在這裏,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裏,你們怕什麽?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勵,這才冒險出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制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折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窮則獨扇其身,達則兼扇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了“煽動”的證據。 

徐軼千對張敏之說:“救出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於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家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煙臺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立意之後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層著手,下層人員容易屈服。那時候辦“匪諜”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株連。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佈局。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樣,成為情節。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個學生,按照各人的才能、儀表、性格,強迫他們分擔角色,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首先覺悟悔改自動招供,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他們的供詞就成了其他學生成為匪諜的證明。 

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如果實在想不出來,辦案人員手中有“情報資料”,可以提供名單,證據呢,那時辦“匪諜”,只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就是鐵證如山。這麽大的一個組織,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他們必然有領導,於是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鑒成了中共煙臺區市黨部委員兼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 



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術是酷刑,所以審判“匪諜”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秘密進行。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種酷刑,像神創造天地一樣,他說要有什麽就有了什麽。最後全案移送臺北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鑒)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時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鑒三十八歲。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押回澎湖,當局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檐下低頭。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那時候,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五千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還有兩千四百多名學生(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了一所子弟學校,繼續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臺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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