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他“膽敢”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回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出頭亂動。張敏之動了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麽不站出來？徐廳長在這裏，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裏，你們怕什麽？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勵，這才冒險出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制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折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窮則獨扇其身，達則兼扇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了“煽動”的證據。 

徐軼千對張敏之說：“救出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於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家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煙臺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立意之後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層著手，下層人員容易屈服。那時候辦“匪諜”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株連。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佈局。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樣，成為情節。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個學生，按照各人的才能、儀表、性格，強迫他們分擔角色，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首先覺悟悔改自動招供，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他們的供詞就成了其他學生成為匪諜的證明。 

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如果實在想不出來，辦案人員手中有“情報資料”，可以提供名單，證據呢，那時辦“匪諜”，只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就是鐵證如山。這麽大的一個組織，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他們必然有領導，於是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鑒成了中共煙臺區市黨部委員兼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 

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術是酷刑，所以審判“匪諜”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秘密進行。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種酷刑，像神創造天地一樣，他說要有什麽就有了什麽。最後全案移送臺北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鑒）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時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鑒三十八歲。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押回澎湖，當局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檐下低頭。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那時候，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五千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還有兩千四百多名學生（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了一所子弟學校，繼續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臺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