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4)

一九五五年發生了一件事。這年五月,舞蹈團體得到文獎會讃助,舉辦民族舞蹈競賽,場地借用臺北市三軍球場,位置正對“總統府”大門。有人檢舉,得獎的表演節目中有蘇聯作品,不得了!那時正值所謂“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裏引用馬克思一句話都是大罪,怎有文藝運動的領導人,大模大樣在“總統府”門前,眼睜睜看他演出蘇聯舞蹈,而且還出力出錢支持!張道藩立刻向中央黨部提出辭呈,並推舉陳雪屏接手,陳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幹。

據說所謂蘇聯作品,實際上是新疆少數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蘇俄接壤,文化交流頻繁,也許受了些影響,可是這種事哪裏說得清楚!張道公只有辭職表示負責。他是向蔣公辭職次數最多的人,他效忠領袖,但是不能厚結領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斷辭職測驗領袖對他的信任,測驗他可以工作到何種程度。

依慣例,辭職就是辭職,等上面要你推薦繼任人選,你才可以多說兩句。張道藩迫不及待提出陳雪屏,據說是防範有人見縫插針,他心中有假想敵。蔣氏對他的辭呈既沒有批准,也沒有召見慰留。事不可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獎會”這輛車進入牛步前行尋找車位的狀態。


拖到第二年七月,“文獎會”停辦,十二月正式結束,象征“黨部掛帥”的時代逝去,政治意義上的“五十年代反共文學”,事實上恐怕是到此為止。一九五五年一月,老總統金口玉言交下“戰鬥文學”,文壇的響應只有理論和方案,沒有樣板作品。再過幾年,沈昌煥擔任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曾經提倡“愛國文學”,文藝界並無回聲。現在有人認為國民黨對文藝“由明白的操控轉為暗中操控”,我總覺得國民黨放棄了推動反共文學成為主流的野心,反共文學失去政治專寵,成為“一般”文學作品的一個門類。鳳兮說,社會變了,戰鬥文學是緣木求魚。

黨部掛帥的反共文學究竟有沒有成就?應該有。遙想五十年代,因為內戰,中國大陸的文學創作停頓了,因為廢止日語,臺灣的文學創作中斷了。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學延續創作行為,填補空隙,承先啟後。往遠處看,它替後世作家保存了許多特殊的素材。王藍的《藍與黑》、楊念慈的《黑牛與白蛇》、田原的《古道斜陽》《松花江畔》,能夠拍電影,拍電視劇,能夠在三十年後“市場掛帥”的時代依然上市;潘人木的《蓮漪表妹》也重新發行,一九九六年,香港《亞洲週刊》邀請兩岸三地的專家學者評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王藍的《藍與黑》上榜,反共文學也有它的生命。

我沒有忘記,反共文學傳達的訊息,臺灣作家並不喜歡,但是文學的學習觀摩者應該可以把內容和形式分別對待。那時中國三十年代的新文學作品列為禁書,本省作家無可取法,反共也許討厭,文學技巧尤其是語言,那是天下公器。那時臺灣的同行們正在勤奮鍛煉中文,吳若的舞臺劇本,锺雷的朗誦詩,鳳兮的雜文,田原、陳紀瀅的小說,反共成色十足,語言的成色也十足,虛心學習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王藍、楊念慈、朱西寧、司馬中原的敘述方式,也足以開擴視野,助長文章氣勢。

今天史家和文評家檢視當年的反共文學,肯定了一些作品,這些創作大都和“文獎會”的運作無關。後來了解,國民黨中央察覺反共文學將如海潮洶湧,惟恐泛濫為患,特地以獎勵的方式導入河道,否則反共文學可能演變成對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檢討批判。試看陳紀瀅在他的《賈云兒前傳》裏,暴露了特務機構羅織無辜,王藍在他的《藍與黑》裏,記述了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接收淪陷區的惡行,反共報人龔德柏演講,痛陳蔣介石在內戰中犯了戰略錯誤,稍後王健民出版《中國共產黨史稿》,分析中共何以能取得政權,指出國民黨失國的種種原因,毫不留情。《野馬傳》更是借著女主角絕望中的悲憤作出這樣的結論:共產黨,國民黨,都是壞蛋,沒一個好東西!國民黨的防堵確有“先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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