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發生了一件事。這年五月，舞蹈團體得到文獎會讃助，舉辦民族舞蹈競賽，場地借用臺北市三軍球場，位置正對“總統府”大門。有人檢舉，得獎的表演節目中有蘇聯作品，不得了！那時正值所謂“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裏引用馬克思一句話都是大罪，怎有文藝運動的領導人，大模大樣在“總統府”門前，眼睜睜看他演出蘇聯舞蹈，而且還出力出錢支持！張道藩立刻向中央黨部提出辭呈，並推舉陳雪屏接手，陳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幹。

據說所謂蘇聯作品，實際上是新疆少數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蘇俄接壤，文化交流頻繁，也許受了些影響，可是這種事哪裏說得清楚！張道公只有辭職表示負責。他是向蔣公辭職次數最多的人，他效忠領袖，但是不能厚結領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斷辭職測驗領袖對他的信任，測驗他可以工作到何種程度。

依慣例，辭職就是辭職，等上面要你推薦繼任人選，你才可以多說兩句。張道藩迫不及待提出陳雪屏，據說是防範有人見縫插針，他心中有假想敵。蔣氏對他的辭呈既沒有批准，也沒有召見慰留。事不可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獎會”這輛車進入牛步前行尋找車位的狀態。

拖到第二年七月，“文獎會”停辦，十二月正式結束，象征“黨部掛帥”的時代逝去，政治意義上的“五十年代反共文學”，事實上恐怕是到此為止。一九五五年一月，老總統金口玉言交下“戰鬥文學”，文壇的響應只有理論和方案，沒有樣板作品。再過幾年，沈昌煥擔任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曾經提倡“愛國文學”，文藝界並無回聲。現在有人認為國民黨對文藝“由明白的操控轉為暗中操控”，我總覺得國民黨放棄了推動反共文學成為主流的野心，反共文學失去政治專寵，成為“一般”文學作品的一個門類。鳳兮說，社會變了，戰鬥文學是緣木求魚。

黨部掛帥的反共文學究竟有沒有成就？應該有。遙想五十年代，因為內戰，中國大陸的文學創作停頓了，因為廢止日語，臺灣的文學創作中斷了。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學延續創作行為，填補空隙，承先啟後。往遠處看，它替後世作家保存了許多特殊的素材。王藍的《藍與黑》、楊念慈的《黑牛與白蛇》、田原的《古道斜陽》《松花江畔》，能夠拍電影，拍電視劇，能夠在三十年後“市場掛帥”的時代依然上市；潘人木的《蓮漪表妹》也重新發行，一九九六年，香港《亞洲週刊》邀請兩岸三地的專家學者評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王藍的《藍與黑》上榜，反共文學也有它的生命。

我沒有忘記，反共文學傳達的訊息，臺灣作家並不喜歡，但是文學的學習觀摩者應該可以把內容和形式分別對待。那時中國三十年代的新文學作品列為禁書，本省作家無可取法，反共也許討厭，文學技巧尤其是語言，那是天下公器。那時臺灣的同行們正在勤奮鍛煉中文，吳若的舞臺劇本，锺雷的朗誦詩，鳳兮的雜文，田原、陳紀瀅的小說，反共成色十足，語言的成色也十足，虛心學習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王藍、楊念慈、朱西寧、司馬中原的敘述方式，也足以開擴視野，助長文章氣勢。

今天史家和文評家檢視當年的反共文學，肯定了一些作品，這些創作大都和“文獎會”的運作無關。後來了解，國民黨中央察覺反共文學將如海潮洶湧，惟恐泛濫為患，特地以獎勵的方式導入河道，否則反共文學可能演變成對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檢討批判。試看陳紀瀅在他的《賈云兒前傳》裏，暴露了特務機構羅織無辜，王藍在他的《藍與黑》裏，記述了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接收淪陷區的惡行，反共報人龔德柏演講，痛陳蔣介石在內戰中犯了戰略錯誤，稍後王健民出版《中國共產黨史稿》，分析中共何以能取得政權，指出國民黨失國的種種原因，毫不留情。《野馬傳》更是借著女主角絕望中的悲憤作出這樣的結論：共產黨，國民黨，都是壞蛋，沒一個好東西！國民黨的防堵確有“先見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