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臺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今天談論當年的“白色恐怖”應該分成兩個層次：有人真的觸犯了當時的禁令和法律，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采取“純法律觀點”原諒自己；另外一個層次，像張敏之和鄒鑒，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家，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雖有家屬的申訴狀，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一概置之不顧，他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別有會心，批准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選一個戲碼，完全沒有“繞室仿徨、擲筆三嘆”的必要。

多年以後，我偶然結識一個從火燒島放出來的受難者，從他手中看見軍法機關發給他的文書，他的姓名性別年齡位置之下，赫然有一個項目是“罪名”，並不是“罪行”！罪名罪名，他犯的罪僅是一個名詞而已！實在太“幽默”了。 

可憐往事從頭說：那時逃到臺灣的“外省人”，多半因追隨國民黨，與中共有長年對抗的經驗，多半反對國共合作、國共和談，多半對國民黨的黨務和政績有一肚子批評責難，他們甚至懷疑“領袖”是否英明。這些人來到臺灣以忠貞自命，以反共先知自傲，煙臺聯中冤案重挫這些外省人的氣焰，他們從此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俯首貼耳。流亡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受審時，也曾慷慨陳述自己對“黨國”的貢獻表明心跡，辦案人員反問：像程潛和張治中那樣的黨國元老都投共了，你這一點前程算什麽？據說，辦案人員指著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訴他們，全國只有一個人不會站在這裏。（除了“最高領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黨叛國受審。）那時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他們已完全失去信心。 

如果他們當時以殺人為策略，真相大白、局勢大好時應該接著以平反為策略，他們又沒有這般魄力智慧，堅決拒絕還受害人清白。說到平反，冤案發生時，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鄒鑒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大老，都不敢出面過問，保安司令部“最後審判”時，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兩“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個“自下而上”的辦案方式，軍法當局可以運用這個方式“禍延”任何跟他作對的人。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他是山東籍“國大代表”，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了，還是執行了，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使天下後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也給最後遲來作平反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范巽綠慷慨參與，謝委員以致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廣闊，推己及人。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復是：“為國家留些顏面！”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累累，正好應了什麽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