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特務的顯性騷擾(1)

五十年代,臺灣號稱“恐怖十年”,國民政府絕命掙扎,“檢肅匪諜”辣手無情,大案一個連一個公布,士農工商黨政軍都不斷有人涉及,罪案的發展和罪行的認定往往出人意料,“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也驚。”我在“敏感媒體”廣播工作,每當看見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處死了(據報紙公布,十年間以文化人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總計處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牽連被捕受審打入“列管名冊”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難安。

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臺灣發展地下組織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連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論行業、論生活圈子,我跟他們中間沒有任何關連,仍然受到驚恐。更不幸的是國防醫學院學生出現匪諜案,學生遲紹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這兩人是抗戰時期流亡學校的同學,案發之前我曾到國防醫學院的宿舍去探望他們,那時沒有事先預約的習慣,我撲了個空,給他們留下一張字條,這張字條流落何處?它可是個禍根哪!……

我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戰戰兢兢地“擁護領袖、反共抗俄”。

那時“匪諜案”用軍法審判,軍法並不追求社會正義,它是伸張統帥權、鼓舞士氣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內部的正當性,沒有普遍的正當性。被捕不可怕,槍斃可怕;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像煙臺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的夫人那樣,“匪諜”的妻子兒女都是危險分子,所有的關係人都和他們劃分界限,斷絕他們生存的資源,這是慢性的滅門滅族。

記得有一天,名記者王大空在“中廣”辦公室裏大發議論,說什麽“引刀成一快”,正好“中廣”那英俊高大的特務小頭目站在旁邊,那人立刻用鼻音反擊:“哼!沒那麽快!”聽聽那一聲“哼”吧,那聲音只有蓄勢待發的惡犬才有,人間難得幾回聞!夠你回家做連床噩夢。

亂世夢多,我常常夢見解放軍追捕我、公審我、挖個坑要活埋我,我大叫驚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夢見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銬、灌了冷水、押到“馬場町”執行槍決,我又大叫驚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審問自己,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理由懷疑我、懲治我,我兩面都有虧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場上檢查自己,有罪;我站在臺灣保安司令部的立場上檢查自己,也有罪。

多年以後,我在海外對一位臺灣本土生長的官員說,當年你們只做一種噩夢,我們做兩種噩夢,我們的恐怖是雙料的,你們的恐怖縮了水。你們只怕蔣介石,不怕毛澤東,你們不知道毛澤東更可怕,你們到底比我們幸福。你們的問題比較簡單,也許認為只要推翻蔣介石就可以了。我們不行,我們有人怕他,有人恨他,大家還得保著他,兩害取其輕,靠他抵抗共產黨。我們惟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臺,但是臺灣不領這個情,我們勞碌一生,也許三面不是人。他聽了哈哈大笑。

一九五○年我進“中國廣播公司”以後,漸漸感受到治安機關對文化人查察嚴密,編輯組長寇世遠被捕,牽連播音員王玫,廣播劇作家胡閬仙被捕,節目部氣氛緊張,我也趕上熱鬧,遭保安司令部傳訊。一九五○年,國軍在臺灣和前線各島推行“克難運動”,號召全軍勤勞節約,克服困難。

那時,軍人眷屬的生活十分困難,住屋劈竹編墻,塗上石灰,號稱“竹骨水泥”,鐵皮搭頂,時常有銹落下來,夫妻兒女擁擠在一間屋子裏,有門無窗,夏天像蒸籠一樣熱,遇上大風大雨的天氣,關起門來燒煤做飯,隨時有中毒的危險。

那時,下級軍官的太太常到菜市場撿人家剝下來丟掉的白菜皮,一家大小每天吃一個白水煮蛋,由母親分配,女孩子分食蛋白,男孩子分食蛋黃,因為“蛋黃的營養比較大”。那時有些孩子饞得燒蟑螂,吸進氣味先嘔吐出來。我坐公共汽車的時候,常見士兵赤腳上車下車,背著“傳令袋”(傳令兵可以免費乘車),後來我在一處軍營裏看見佈告,禁止士兵赤腳入城。

我每星期寫一篇廣播稿鼓吹“克難運動”,心中別有思量。克難運動初期還沒教軍營種菜養豬,也沒輔導軍眷從事家庭副業,我也沒有所謂“積極性的想法”,只覺得生活條件已經這樣匱乏,如何能再降低水準?我寫了一篇“故事新編”,孔子提倡克難,要大家吃青菜、喝白開水、枕著手臂睡覺,大弟子顏淵完全照著老師的話去做,結果營養不良,生病死了!夫子自己吃飯要擺好席位,講求菜色刀法調味,活到七十多歲。文章登在創刊不久的《民族晚報》上,結果麻煩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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