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臺灣號稱“恐怖十年”，國民政府絕命掙扎，“檢肅匪諜”辣手無情，大案一個連一個公布，士農工商黨政軍都不斷有人涉及，罪案的發展和罪行的認定往往出人意料，“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也驚。”我在“敏感媒體”廣播工作，每當看見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處死了（據報紙公布，十年間以文化人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總計處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牽連被捕受審打入“列管名冊”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難安。

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臺灣發展地下組織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連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論行業、論生活圈子，我跟他們中間沒有任何關連，仍然受到驚恐。更不幸的是國防醫學院學生出現匪諜案，學生遲紹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這兩人是抗戰時期流亡學校的同學，案發之前我曾到國防醫學院的宿舍去探望他們，那時沒有事先預約的習慣，我撲了個空，給他們留下一張字條，這張字條流落何處？它可是個禍根哪！……

我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戰戰兢兢地“擁護領袖、反共抗俄”。

那時“匪諜案”用軍法審判，軍法並不追求社會正義，它是伸張統帥權、鼓舞士氣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內部的正當性，沒有普遍的正當性。被捕不可怕，槍斃可怕；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像煙臺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的夫人那樣，“匪諜”的妻子兒女都是危險分子，所有的關係人都和他們劃分界限，斷絕他們生存的資源，這是慢性的滅門滅族。

記得有一天，名記者王大空在“中廣”辦公室裏大發議論，說什麽“引刀成一快”，正好“中廣”那英俊高大的特務小頭目站在旁邊，那人立刻用鼻音反擊：“哼！沒那麽快！”聽聽那一聲“哼”吧，那聲音只有蓄勢待發的惡犬才有，人間難得幾回聞！夠你回家做連床噩夢。

亂世夢多，我常常夢見解放軍追捕我、公審我、挖個坑要活埋我，我大叫驚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夢見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銬、灌了冷水、押到“馬場町”執行槍決，我又大叫驚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審問自己，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理由懷疑我、懲治我，我兩面都有虧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場上檢查自己，有罪；我站在臺灣保安司令部的立場上檢查自己，也有罪。

多年以後，我在海外對一位臺灣本土生長的官員說，當年你們只做一種噩夢，我們做兩種噩夢，我們的恐怖是雙料的，你們的恐怖縮了水。你們只怕蔣介石，不怕毛澤東，你們不知道毛澤東更可怕，你們到底比我們幸福。你們的問題比較簡單，也許認為只要推翻蔣介石就可以了。我們不行，我們有人怕他，有人恨他，大家還得保著他，兩害取其輕，靠他抵抗共產黨。我們惟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臺，但是臺灣不領這個情，我們勞碌一生，也許三面不是人。他聽了哈哈大笑。

一九五○年我進“中國廣播公司”以後，漸漸感受到治安機關對文化人查察嚴密，編輯組長寇世遠被捕，牽連播音員王玫，廣播劇作家胡閬仙被捕，節目部氣氛緊張，我也趕上熱鬧，遭保安司令部傳訊。一九五○年，國軍在臺灣和前線各島推行“克難運動”，號召全軍勤勞節約，克服困難。

那時，軍人眷屬的生活十分困難，住屋劈竹編墻，塗上石灰，號稱“竹骨水泥”，鐵皮搭頂，時常有銹落下來，夫妻兒女擁擠在一間屋子裏，有門無窗，夏天像蒸籠一樣熱，遇上大風大雨的天氣，關起門來燒煤做飯，隨時有中毒的危險。

那時，下級軍官的太太常到菜市場撿人家剝下來丟掉的白菜皮，一家大小每天吃一個白水煮蛋，由母親分配，女孩子分食蛋白，男孩子分食蛋黃，因為“蛋黃的營養比較大”。那時有些孩子饞得燒蟑螂，吸進氣味先嘔吐出來。我坐公共汽車的時候，常見士兵赤腳上車下車，背著“傳令袋”（傳令兵可以免費乘車），後來我在一處軍營裏看見佈告，禁止士兵赤腳入城。

我每星期寫一篇廣播稿鼓吹“克難運動”，心中別有思量。克難運動初期還沒教軍營種菜養豬，也沒輔導軍眷從事家庭副業，我也沒有所謂“積極性的想法”，只覺得生活條件已經這樣匱乏，如何能再降低水準？我寫了一篇“故事新編”，孔子提倡克難，要大家吃青菜、喝白開水、枕著手臂睡覺，大弟子顏淵完全照著老師的話去做，結果營養不良，生病死了！夫子自己吃飯要擺好席位，講求菜色刀法調味，活到七十多歲。文章登在創刊不久的《民族晚報》上，結果麻煩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