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知道，蔣公喜歡用一種高檔的進口鉛筆批公文下條子，那種鉛筆不用刀削，而是用手指一圈圈剝開。蔣公的“身邊人”外放獨當一面，喜歡仿效，楚先生跟中央黨部四組寫便函也如此做，我不懂事，錯過他的美意。

見了面，楚社長第一句話就像判決主文，要我接編中華副刊。我對副刊的志趣實在已被《中國時報》消磨凈盡，我想到了“中視”公司，我說“中視”通知我去做編審工作。他的口氣強硬：“黎先生要用你，他當然優先，除了這個理由以外，不管你有什麽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沒有跟他做過事，他用老長官對老部下的口吻對我說話，毫不“見外”，我了解他用這種方式表示他的誠懇。那時副刊還是報紙表現特色的地方，要改變《中華日報》就要改變中華副刊，這個方向是正確的，正好原來的資深主編小說家南郭也倦勤了，我想間接參與楚先生的雄圖回報他的知遇，想起小說組同學蔡文甫，如果文甫兄來接手，我就從旁使得上力氣。我沒有時間考慮，倉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長很不客氣地說：“我是要你來編副刊，不是要你推薦人才。”他把我擠到了墻角，我想效法一下戰國時代的遊士，我說蔡文甫是《中華日報》駐汐止鎮的記者，懷才不遇，如果新社長識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報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氣。這句話他聽得進，那時候“提高士氣”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為副刊主編。也許有關係，也許沒關係，他還把主筆高陽升做總主筆。

楚社長鴻圖大展，《中華日報》轉虧為盈，中華副刊也成為聯合副刊、人間副刊之外的“第三勢力”，好比三國時代的西蜀，報紙依然能保持紳士風格，淡雅面目。“中國電視公司”的局面就艱難得多了！

依國民黨的理想，設立電視可以塑造國民品格，提升國民素質，改良社會風氣，而黨的大政方針寓於其中逐步實現。國民黨向來反對傳播媒體商業化，“蔣委員長”當年說過，辦文化事業賺錢，“還不如去做貪官汙吏”。

可是國民黨一手主導的電視時代，連三家都是商業電視！新聞學者有言在先，廣播可以有限度競爭，電視不可以競爭，商業電視有競爭的天性，辦“中視”，就是由它和“臺視”競爭，再辦“華視”，就是由它和“臺視”、“中視”互相競爭。觀眾的結構猶如金字塔，素質越高，人口越少，素質越低，人口越多，電視節目要有最多的廣告，就得有最多的觀眾，要有最多的觀眾，還能有很高的水準嗎？國民黨的理想還能落實嗎？政策是怎樣形成的呢？未來的得失是怎樣評估的呢？我沒有讀到任何文件，也沒有聽到任何傳聞。

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視”的一級主管由“主任”改稱經理，提供廣告的商人由客戶改稱“廣告主”，他們才是主人！我們也開始私下稱黎總為黎老板。廣告主不是中央四組主任的那個“主”，也不是警總政治部主任那個“主”，唱片公司做廣告，關心你能使多少人學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聖希賢，化妝品的廣告要使你羨慕濃妝艷抹，而非安於簡單樸素。蔣經國呼籲大家“犧牲享受、享受犧牲”，而電視節目必須迎合視聽之娛口腹之欲，節目和節目間競爭，電臺和電臺競爭，競爭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為制勝的武器。

就在這種局面之中，我去做“中視”的編審組長。

英美的電臺沒有編審，只有編輯，黎總由香港請來的那位杜副經理，首先打聽編審組是幹什麽的。編輯是技術工作，編審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檢驗節目內容。黎總由日本請來翁炳榮做節目部經理，翁先生對臺灣的意識形態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單位幫他拿捏分寸，編審組的責任很大。

我到差以後才知道，節目部在電視幕上打出的每一個字，事先都要我簽字。一天又一天過去，我發現“世上最難寫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鴻章在電視劇中的臺詞。）例如：

這年頭人心不古！

這年頭沒有是非！這年頭好人難做！

這些話，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過，所謂“這年頭”，指的是國民黨政府。臺灣的劇作家多半是他們的學生，或者是學生的學生，不知不覺也用了，我只有把這三個字刪去。

在某一次綜藝節目裏，主持人和來賓對談，來賓的普通話很生硬，兩人有如下的問答：

你說的是哪一國的國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