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你死我活辦電視(3)

後來我知道,蔣公喜歡用一種高檔的進口鉛筆批公文下條子,那種鉛筆不用刀削,而是用手指一圈圈剝開。蔣公的“身邊人”外放獨當一面,喜歡仿效,楚先生跟中央黨部四組寫便函也如此做,我不懂事,錯過他的美意。

見了面,楚社長第一句話就像判決主文,要我接編中華副刊。我對副刊的志趣實在已被《中國時報》消磨凈盡,我想到了“中視”公司,我說“中視”通知我去做編審工作。他的口氣強硬:“黎先生要用你,他當然優先,除了這個理由以外,不管你有什麽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沒有跟他做過事,他用老長官對老部下的口吻對我說話,毫不“見外”,我了解他用這種方式表示他的誠懇。那時副刊還是報紙表現特色的地方,要改變《中華日報》就要改變中華副刊,這個方向是正確的,正好原來的資深主編小說家南郭也倦勤了,我想間接參與楚先生的雄圖回報他的知遇,想起小說組同學蔡文甫,如果文甫兄來接手,我就從旁使得上力氣。我沒有時間考慮,倉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長很不客氣地說:“我是要你來編副刊,不是要你推薦人才。”他把我擠到了墻角,我想效法一下戰國時代的遊士,我說蔡文甫是《中華日報》駐汐止鎮的記者,懷才不遇,如果新社長識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報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氣。這句話他聽得進,那時候“提高士氣”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為副刊主編。也許有關係,也許沒關係,他還把主筆高陽升做總主筆。

楚社長鴻圖大展,《中華日報》轉虧為盈,中華副刊也成為聯合副刊、人間副刊之外的“第三勢力”,好比三國時代的西蜀,報紙依然能保持紳士風格,淡雅面目。“中國電視公司”的局面就艱難得多了!

依國民黨的理想,設立電視可以塑造國民品格,提升國民素質,改良社會風氣,而黨的大政方針寓於其中逐步實現。國民黨向來反對傳播媒體商業化,“蔣委員長”當年說過,辦文化事業賺錢,“還不如去做貪官汙吏”。

可是國民黨一手主導的電視時代,連三家都是商業電視!新聞學者有言在先,廣播可以有限度競爭,電視不可以競爭,商業電視有競爭的天性,辦“中視”,就是由它和“臺視”競爭,再辦“華視”,就是由它和“臺視”、“中視”互相競爭。觀眾的結構猶如金字塔,素質越高,人口越少,素質越低,人口越多,電視節目要有最多的廣告,就得有最多的觀眾,要有最多的觀眾,還能有很高的水準嗎?國民黨的理想還能落實嗎?政策是怎樣形成的呢?未來的得失是怎樣評估的呢?我沒有讀到任何文件,也沒有聽到任何傳聞。

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視”的一級主管由“主任”改稱經理,提供廣告的商人由客戶改稱“廣告主”,他們才是主人!我們也開始私下稱黎總為黎老板。廣告主不是中央四組主任的那個“主”,也不是警總政治部主任那個“主”,唱片公司做廣告,關心你能使多少人學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聖希賢,化妝品的廣告要使你羨慕濃妝艷抹,而非安於簡單樸素。蔣經國呼籲大家“犧牲享受、享受犧牲”,而電視節目必須迎合視聽之娛口腹之欲,節目和節目間競爭,電臺和電臺競爭,競爭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為制勝的武器。


就在這種局面之中,我去做“中視”的編審組長。


英美的電臺沒有編審,只有編輯,黎總由香港請來的那位杜副經理,首先打聽編審組是幹什麽的。編輯是技術工作,編審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檢驗節目內容。黎總由日本請來翁炳榮做節目部經理,翁先生對臺灣的意識形態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單位幫他拿捏分寸,編審組的責任很大。

我到差以後才知道,節目部在電視幕上打出的每一個字,事先都要我簽字。一天又一天過去,我發現“世上最難寫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鴻章在電視劇中的臺詞。)例如:

這年頭人心不古!

這年頭沒有是非!這年頭好人難做!

這些話,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過,所謂“這年頭”,指的是國民黨政府。臺灣的劇作家多半是他們的學生,或者是學生的學生,不知不覺也用了,我只有把這三個字刪去。

在某一次綜藝節目裏,主持人和來賓對談,來賓的普通話很生硬,兩人有如下的問答:

你說的是哪一國的國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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