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十月，臺灣電視公司開播。

起初，電視機售價昂貴，沒有彩色節目，每天只播出幾個小時，節目制作也相當粗糙，但是它能讓我們“看見”：看見“總統”檢閱陸軍海軍，看見電影明星上臺親手接過亞洲影展的大獎小獎，看見聯合國開會，看見毛公鼎、羅浮宮、英國國王的皇冠，人端坐不動，可以看見山前山後，江頭江尾。

於是無線電廣播的優勢立刻結束，臺北廣播事業公會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廣播年鑒》記載了官方的統計數字，照這些數字演算，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這十年是臺灣廣播的黃金時代，臺灣的收音機增加了十九倍。一九六二年臺灣電視公司開播以後，一九六八年“中國電視公司”開播之前，這六年之間電視機增加了七十三倍！

                             （一部《養鴨公主》讓唐寶雲成為新馬最早認識的臺灣影視演員之一）

“中廣”公司有一個“業務所”裝備收音機出售，資深經理姚善炯寫過一篇文章回憶往事，他說臺灣電視公司成立以後，收音機的銷路不斷下降，業務所生意清淡，他用“乏人問津”形容最低潮。

“中廣”公司也曾認真研究怎樣和電視競爭，最後的結論是，“中廣”必須增設電視部，電視和廣播雙軌經營，相輔相成。我想起韓戰發生後，美軍噴氣機出動參戰，臺灣飛行員面對這個先進機種瞠目結舌，軍方也曾認真研究怎樣用螺旋槳戰機和噴氣機作戰，結論是必須購買噴氣機。

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出任“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我們事先聽到消息，也曾有過一番爭議。黎先生是中央政校（政治大學前身）的傑出校友，李荊蓀的同學，但是他脫離新聞界進入了情報界，借用居浩然對這一行的描述，“背後有一手，站出來不能上電視。”“中廣”盛極而衰，他會怎樣振衰起弊呢？

黎總到任，立即個別約見各部門主管，了解情況，咨詢意見，決定著手做三件事：第一，把“中廣”仁愛路本部的辦公室擴建為三層樓，配合業務發展；第二，給員工加薪，提高士氣；第三，辦電視。第一件事情容易，第三件最難。

                                                                       （網照：臺灣電視臺控制室）

黎總的行政才幹似乎超過魏總，“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他先把容易辦的事辦好，威望建立了，士氣提高了，於是派工程人員出國考察采購設備，派節目人員出國進修學習技能，運用黨政關係向銀行貸款蓋十層大廈。他力排眾議，決定辦彩色電視，後來居上。

最初的構想是“中廣”公司成立“電視部”。電視多嬌，英雄折腰，那時臺灣有二十八家民營電臺，他們也面臨生存危機，決定聯合起來辦一家電視，擴大生存空間。社會上還有所謂“有力人士”，也向交通部遞出申請書。那時朝野上下，都認為臺灣面積小，人口少，廣告資源也有限，最多只能有兩家商業電視，政府當局決定由所有申請人合辦這第二家電視，於是三山五嶽的英雄豪傑都到“中廣”來開籌備會議，展開激烈冗長的爭吵。

那時二十八家民營電臺的創辦人皆非等閑人物，聯手進攻，聲勢浩大，連于斌總主教這號人物也代表益世廣播電臺披掛上陣。“中央”授意，未來的“中國電視公司”屬於國民黨的黨營事業，黨股要占多數，經營的實際權力要握在黨的手中。但黨“中央”對民營電臺的聯合陣線沒有約束力，全靠黎世芬通過協商的方式完成，這個任務的難度很高，幾乎就是與虎謀皮。如何分食這一塊電視大餅，歷經十八次協調會議，對方人多口雜，有時發言的品質粗劣不堪。想當年“中廣”公司要做廣告，民營電臺群起反對，雙方只是隔空交火，這一次卻是坐在會議室裏鼻子碰鼻子。據參與會議的人描述，黎總是基督教的佈道家，可以忍辱負重，他也是情報界傑出的上層人物，能夠翻云覆雨。黨部派出的籌備委員實際上只是觀察員，漫長的十八次協調會議是十八次戰役，黎世芬親冒矢石，傷痕累累。

“中廣”的副總經理李荊蓀也是籌備委員，他有時實在看不過去，起而發言，聲色俱厲。有一次，某臺長站起來擺出江湖老大的威勢，議事無法進行，李荊蓀立刻發出警告：“這是臺北，不是上海碼頭！你在上海的事我們都知道，從明天起，請你連續看一個月的《大華晚報》！”（李是《大華晚報》董事長）這位臺長才安靜下來。

李荊蓀使黎世芬能保持基本的顏面和風度，協調結果也符合“黨的利益”，李因此也成為民營電臺的公敵。實際上“中央”並未規劃李荊蓀進入“中視”，李也沒有這個意向，他甚至並不喜歡黎世芬這位老同學，馬老師（馬星野）勸他留下來。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國電視公司”在“中廣”主導下開播，一九七一年二月，“中視”大廈啟用，十一月，李荊公遭調查局逮捕，黎總經理聽到消息，流下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