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老編的那同學屢次和我接觸，他打電話約我到新公園裏見面，從不進“中廣”大門。經過一番觀察試驗和調查之後，有一天，在新公園那棵傘蓋一樣的大樹底下，他正式勸我加入他們的組織。我當場辭謝，他的表情是出乎意料之外。“今天我們只有跟著國民黨走，與其留在外圍，不如進入核心，這樣難得的機會你為什麽要放棄？是否有另外的幻想、另外的出路？”我趕快告訴他想做作家，他很納悶：“作家算什麽？社會根本沒給作家排座位，我請你屋子裏坐，你為什麽要站在院子裏？”他放棄了我，他們也從此“發現”了我，不斷發生一連串事情。辦公桌抽屜上的鎖被人撬掉了，我不聲張，也不修理，留下破壞的痕跡任人參觀。幾天以後，事務組忍不住了，自動派工匠來換鎖，我把新鎖和鑰匙都放在抽屜裏不再使用。中國文藝協會發給我的證件不見了，可想而知，小細胞發現這張蓋了大印的文件，以為是什麽罪證，拿去給他的小頭目表功。我知道他們不會把原件歸還原處，他希望失主自己思量“忘記了放在什麽地方”，倘若失而復得，失主就會恍然大悟。員工信件由專人統收分發，我的信總是比別人晚一兩天，封口的漿糊未乾，那當然是先拿到什麽地方拆開看了。

那時偌大的辦公室只有一具電話，我接電話的時候，總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們讓我看見“豎起耳朵來聽”是個什麽樣子。他們好像無所用心，低著頭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滾動，耳輪的肌肉形狀異乎尋常。如我會客，總有一個工友殷勤送茶換茶，垂著眼皮，豎著耳朵。這些人懂什麽！有能力復述我的言論嗎！簡直是對我的侮辱。那時，工友是他們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組織”的一員，見了上司表面很恭順，實際上肆無忌憚。

那時還沒設“安全室”，安全人員隱藏在人事室裏，重要骨幹是那個英俊高大的人。人事室在仁愛路三段辦公，他每天照例到新公園節目部“看看”，如果我會客的時候恰巧他來了，他必到會客室觀察我的客人，目光炯炯，嚇得客人慌忙告辭。那位長駐節目部的老者尤其盡責，不管哪位同事會客，他都在室外逡巡，低著頭，背著手，心無二用，即使大熱天他也穿球鞋，腳步輕快無聲。

星期天如果我逛書店或者看電影，總是遇見人事室的一個胖子，他跟我保持一定的距離，眼睛從不看我。幾次巧合以後，我決定做一個測驗，我到公共汽車站候車，他也跟著排隊，車來了、又去了，我不上車，他也不能上車，最後剩下我們倆，他十分窘迫，滿面通紅，狼狽而去，始終不和我交談。

我覺得耶穌佈道那幾年，一定常和特務打交道。福音書記載，有人跑來問他是否應該納稅，那人一定是特務。耶穌告訴門徒：“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他是在描摹大逮捕的情況。他警告門徒：“你們在暗中所說的，將要在明處被人聽見，在內室附耳所說的，將要在房上被人宣揚。”翻譯成明碼，就是特務的小報告和公審的指控。最明顯的是，耶穌發現有人跟蹤他，他就回頭朝那些人走去，那些人“看不見他”，他就脫離了監視，看似“神跡”，其實“盯梢”一旦曝光就失敗了，盯梢的人最怕“對象”突然回頭走，一旦彼此撞上，任務立即取消，那些小特務並非“看不見他”，而是裝做沒看見他。這是我的獨得之秘，解經家沒有想到。

一九五六年，劇作家趙之誠來做編審組長。這年冬天，他約我一同去某處參加會議，討論如何用廣播劇宣傳反共。那時節目部主任邱楠致力發展廣播劇，趙之誠和我都是助手，有人重視這個新劇種，我樂見樂聞。會議的召集者是黨部嗎，不是，是新聞局嗎，不是，還有誰管這檔子事呢，他沒說，奇怪。入座以後，與會者只有我和劉非烈，“中廣”的臺柱編劇劉枋、朱白水，當家導播崔小萍，還有經常供給劇本的丁衣、張永祥，並無一人在列，奇怪。大家坐定以後，裏面走出來一個胖子，皮膚粗糙黧黑，臉上凸起一顆很大的痣，痣中心長出一根又粗又長又亮的毛，最大的特征是眼大有神，精光直射，使我想起防空部隊的探照燈，他不是文化人嘛，奇怪。他說話很少，會議時間也很短，自始至終由他身旁的人穿針引線，但未曾介紹主持人的身份。趙之誠陪著東拉西扯，也從未稱呼主持人的銜名，頂奇怪的是並無一人一語涉及廣播劇。後來知道，那主持人竟是情報界聲名顯赫的紀元樸，談劇本不需要他那樣高層次的情治官員出馬，那天只是他要觀察我，陪我同去的都在演戲。他臉上那根長毛很出名，那雙眼睛更出名，他生有異稟，他的目光“令人搜索自己有什麽可以招供的沒有”。幸虧趙之誠事先把我蒙在鼓裏，我完全沒有心理防線，他看到了我的無猜和幼稚，對我非常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