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2)

流亡作家渴望訴說,他們以為本土生民應該聆聽。那是斯大林時代,西伯利亞海濱有一個勞動營,萬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來此,用簡陋的工具開發森林,食物不足,醫藥缺乏,工作十分勞苦,每天有許多人死亡,也不斷有大批新人補充。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有人趁著伐樹的機會剝掉樹皮,在樹幹上寫字,寫他們原是什麽樣的人,現在有什麽樣的遭遇,沒有筆墨,大家捐出鮮血。寫好之後,他們把樹幹丟進大海,讓海浪帶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們的控訴,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麽。當時有些大陸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

一九五○年三月,蔣公於“引退”一年零一個月之後宣布復職,“國王的人馬”各就各位,動用一切力量鞏固臺灣,抗拒中共擴張,文藝成為其中一個項目。

且從我自己切身的事說起吧。有一天,我接到《中央日報》以“副刊編者作者聯誼會”的名義發來的信,約我到中山堂參加聯誼,今考其時為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我那時未改下級軍官的生活習慣,提前十分鐘到場,場中只有一個接待人員站在門內,西裝整齊,和藹可親,後來知道他就是中央副刊的耿修業主編。他引我入內,平伸手掌,示意我就座,我那時毫無社會經驗,完全不知道會場的席次怎樣排列,也不知道耿老編很客氣,他指的是上座,結果我坐在張道藩旁邊,中間只隔一個人。他們真是寬宏大量,後來沒有因此怪罪我。

聯誼會並無輕鬆的聯誼活動,反而很嚴肅地通過成立全國性的文藝團體,那天出席的編者作者都是發起人。可想而知,當時文壇大人物該到的都到了,我一個也不認得,只在報上見過張道藩的照片。我對別人留下的印象也很少,只記得坐在我和道公中間的人是個麻臉胖子,他用寒暄的語氣輕聲問我:“你是哪個單位的?”後來知道他是陳紀瀅。只記得有個大漢起立發言,個子大聲音也大,他談文藝運動的領導,主張“我們還是自己領導自己吧!”惹得張道公立刻聲明,他不在未來的全國性文藝團體中接受任何名義,但保證全力支持。後來知道大漢是小說作家穆中南,他後來創辦《文壇》月刊。

緊接著出現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和中國文藝協會,張道藩是兩會的主持人,一連串工作展開,征求反共文學、反共歌曲、反共劇本,補助這些作品的出版、演唱和演出。

後來了解,國民黨的文藝運動者最重視戲劇,劇場集中觀眾,有組織作用。其次是長篇小說,作家一面發展故事,一面大量描述現實細節,有記錄功能。長篇寫作費時,短篇先行登場,愛聽故事是人類天性。當時反共文藝活動,對戲劇的投資多,對小說少,今天對反共文藝的檢討責難,卻是對戲劇少,對小說多。

鼓勵作家寫小說,你得有園地供他發表,文獎會特地創辦了一個月刊。那時已有好幾家文學期刊,作家辦雜誌,長於編輯,拙於發行,內容很好,可是如何送到讀者手中?主持反共文藝運動的人看上了報紙副刊這輛順風車,報紙的銷數超過文學期刊幾十倍,反共文學上副刊,真叫做不脛而走。早期反共文學的質量都不高,給人的感覺卻是聲勢浩大,可以說是副刊的功勞。以後現代文學除舊佈新,鄉土文學拉風造勢,也都多虧了副刊加持。報紙副刊對臺灣文學的發展,影響難以估計。

事後了解,當時倡導反共文學,用“千金市骨”之計,國王愛馬,以千金買千里馬的遺骨,於是四方爭獻寶駒上駟。提倡反共的文學作品(或者說,按照黨部的規格提倡反共的文學作品),先求“有”,再求“好”。推出反共的文學作品,用“集體暗示法”。副刊文章本以短小為宜,現在打破慣例,整個版面刊登一篇長文,搶眼注目,然後一連幾天刊出文學評論或讀後感來稱讃它,類似和聲回音。這樣做,預期給讀者大眾這樣的感覺:排場聲勢如此,作品豈能等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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