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卷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服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後，編劇家張永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那些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長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沈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筆到，我很佩服。然後我讀到周紹賢《澎湖冤案始末》，傅維寧《一樁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沈冤待雪讀後》，直到《煙臺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夫人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連人名地名都齊備了。

可憐往事從頭說：內戰開打，山東成為戰場，國軍共軍進行“拉鋸戰”，山東流亡學生兩萬多人逃出故鄉。國軍節節潰敗，大局土崩瓦解，山東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雙方約定，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臺灣澎湖當家做主的陳誠都批准這樣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八所中學師生近八千人登輪，八校合推煙臺聯中校長張敏之為總代表。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人，司令臺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三十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作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編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臺上監督進行。流亡學校的總代表張敏之當面抗爭，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總學會了幾手兵不厭詐，他居然對學生說：“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殊不知把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當時學生六神無主，容易輕信謠言，這就是群眾的弱點，英雄的悲哀。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才可以得到現實利益！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張敏之是個烈士，“烈士殉名”，他為了證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顧，只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決裂到底。 

張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帶信給臺北的秦德純，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咳，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衛兵從他口袋裏搜出信來，沒收了。張敏之又派煙臺聯合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鑒到臺北求救，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沿途竟沒有和“假想敵”捉迷藏，車到臺中就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