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匪諜是怎樣做成的(上)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卷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服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後,編劇家張永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那些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長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沈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筆到,我很佩服。然後我讀到周紹賢《澎湖冤案始末》,傅維寧《一樁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沈冤待雪讀後》,直到《煙臺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夫人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連人名地名都齊備了。

 

可憐往事從頭說:內戰開打,山東成為戰場,國軍共軍進行“拉鋸戰”,山東流亡學生兩萬多人逃出故鄉。國軍節節潰敗,大局土崩瓦解,山東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雙方約定,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臺灣澎湖當家做主的陳誠都批准這樣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八所中學師生近八千人登輪,八校合推煙臺聯中校長張敏之為總代表。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人,司令臺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三十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作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編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臺上監督進行。流亡學校的總代表張敏之當面抗爭,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總學會了幾手兵不厭詐,他居然對學生說:“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殊不知把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當時學生六神無主,容易輕信謠言,這就是群眾的弱點,英雄的悲哀。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才可以得到現實利益!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張敏之是個烈士,“烈士殉名”,他為了證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顧,只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決裂到底。
 

張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帶信給臺北的秦德純,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咳,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衛兵從他口袋裏搜出信來,沒收了。張敏之又派煙臺聯合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鑒到臺北求救,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沿途竟沒有和“假想敵”捉迷藏,車到臺中就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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