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答評論家蔣行之先生 

寫回憶錄，要怎麽樣才不會折損回憶，或者盡量省著用？Nabokov說他最珍惜的回憶輕易不敢寫的，寫到小說裏就用掉了，以後想起來好像別人的事，再也不能附身，等於是死亡前先死一次。然而花總不可能一晚開足的，勢必一次次回顧，特別是那麽久遠的回憶。如何在寫作時保持回憶的新鮮？

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吧，說出來就解脫了。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讀者大眾告解。寫回憶錄是為了忘記，一面寫一面好像有個自焚的過程。 

用畫油畫作比喻吧，顏料一點一點塗上去，一面畫一面修改，一幅畫是否“新鮮”，這不是因素。

還有，怎麽樣才能正心誠意？我絲毫不懷疑先生的真誠，這正是先生作為大家的要素之一。然而人總是要作態，被自己感動了，希望自己能換個樣子——寫作時如何揚棄這些人之常情？面對年輕的自己而不寵溺，不見外，不吹毛求疵——您是怎麽做到的？

我很想以當年的我表現當年，那樣我寫少年得有少年的視角，少年的情懷，少年的口吻，寫青年中年亦同。我做不到，也許偉大的小說家可以做到。我只能以今日之我“詮釋”昔日之我，這就有了“後設”的成分。 

“歷史是個小姑娘，任人打扮。”要緊的是真有那個“小姑娘”。至於“打扮”，你總不能讓她光著身子亮相，事實總要寓於語言文字之中，一落言詮，便和真諦有了距離。我們看小姑娘的打扮，可知她父母的修養、品位、識見還有“居心”，而生喜悅或厭惡，小姑娘總是無罪的。 

當時的局面有太多棋步是您不知道的，重新拼湊的過程您也曾提及，但如何從拼湊歷史的所得汲取養分而又不磨滅、干擾原先的認知？ 

您所說的“重新拼湊的過程”，就是我說的“一面畫一面修改”。我在《關山奪路》中已顯示許多“原先的認知”大受干擾。坦白地說，內戰結束前夕，我的人格已經破碎，臺灣三十年並未重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