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對於拒絕響應反共文學的作家並沒有包圍勸說，沒有打壓排斥，他只是不予獎勵，任憑生滅。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寫出反共作品”受到調查（因為他反共的“規格”與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準），並無作家因“沒有反共作品”而遭約談。那時“中國廣播公司”刻意發展廣播劇，姚加淩寫了一個反共的劇本，演出中共公審大會的“虛偽殘酷”，惹了一陣子麻煩。自此以後，“中廣”的廣播劇盡量避免再用這樣的題材，趙之誠專寫市井小民貪嗔愛癡，二十年天相吉人。國民黨畢竟“封建”，“仕”還是“隱”？廟堂還是江湖？你的進退出處可以自由選擇，當然，除了“造反”。

後來的人有一個印象，反共文學壟斷了所有的發表園地。其實以張道公之尊，挾黨中央之命，各方面的配合仍然有限。《中央日報》號稱國民黨的機關報，它的副刊“正正經經的文章，簡簡單單的線條，乾乾凈凈的版面”，數十年後，小說家孟絲還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靜矜持，從未參與“集體暗示”。陳紀瀅是“立法委員”，《中央日報》董事，中國文協實際負責人，他推介一篇書評給中央副刊，耿老編照樣退回。蕭鐵先編《掃蕩報》副刊，後編《公論報》副刊，完全置身事外。一九五三年《聯合報》發刊，正值文獎會作業高潮，聯合副刊登過張道藩、王集叢的論文，取精而不用宏，姿態甚高。一九五五年《征信新聞》（《中國時報》的前身）增加文學副刊，聘徐蔚忱主編，余社長指示“不涉及政治”，等因奉此，徐老編避免反共文學，和他在中華副刊主編任內判若兩人。

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張道藩完成《三民主義文藝論》長稿，發表之前連開兩天座談會，征求意見。他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立法院長”，“中國廣播公司”前任董事長，現任常務董事，座談地點借用“中國廣播公司”新公園大發音室，論文發表後，“中廣”也沒制作一個節目踵事增華。

據我回憶，當時對反共文學積極捧場的副刊有三家：民族，新生，中華。文獎會也只能每月選出一兩篇樣板展示一下，三家副刊大部分時間保持常態，文章可能與反共有關，也可能與反共無關。女作家的“身邊瑣事”依然熱門，撤退來臺的“六十萬大軍”，戍守外島海岸山地農村，大部分沒有家庭生活，愛看她們的小孩小狗小貓，編織白日夢。美國雜誌《真實羅曼史》和《讀者文摘》的故事，大家搶譯搶登。不久，《民族報》副刊主編孫陵與報社當局意見不合辭職，“孫大炮”未能轟垮敵壘，他自己先彈盡援絕了！《民族報》副刊的編輯方針與反共文學運動脫鉤。

再看那幾部主要的“反共小說”：陳紀瀅的《荻村傳》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表，《華夏八年》在《香港時報》發表，楊念慈的《廢園舊事》在《文壇》月刊發表，王藍的《藍與黑》在《婦女雜誌》發表，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表，姜貴的《旋風》（原名《今梼杌傳》）由作者直接自費出版。至於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更是由美國新聞處一手安排。這些小說都沒有“占用”臺北各報副刊的篇幅。

若論文學期刊，那時政治部創辦的《軍中文藝》，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創辦的《幼獅文藝》，張道藩不能影響。師範等人主編的《野風》，崇尚純文學；平鑫濤主編的《皇冠》，初期偏重綜合性商業性；潘壘主編的《寶島文藝》，程大城主編的《半月文藝》，都有自己的理念。孫陵主編《火炬》，高舉反共文學的大旗，奈何壽命太短。想來想去，穆中南在一九五二年創辦的《文壇》投入最多，時間也最長久。

一九五○年三月，國民黨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簡稱文獎會），張道藩主持，可以算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學”時期之始，可是“反共文學時期”並沒有許多人想像的那麽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