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媒介作為一種文學新視角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媒介其實已經是文學發展的一種動力性因素。從報刊到電影，再到電視和電子網絡，每一種媒介的出現，不但改變了信息的傳播途徑，也構造了文學發生發展的新場景。甚至可以說，新文學發展離不開媒介的發展，沒有新的媒介就不可能有新文化的發生與發展。因此，媒介作為一種觀察文學發展的新視角也就成為一種有效的方法。…

有了電影以後，明星的個人簡歷、檔案、生活照片、封面照片、電影作品介紹、寫真圖片、個人日記等都成了人們追蹤的對象，各種報刊也以披露明星隱私為能事，一些關於電影明星的紀實文學也成為文學中的暢銷讀物。而且明星的服飾和行為等都成了眾人追捧的對象，於是一部好的電影，往往塑造了一個耀眼的明星，而一個耀眼的明星就會導引一種時尚文化和流行風格。另外，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小說電影化不僅使許多青年作家直接為了改編為電影而創作，而且使“電影化”成為文學的一種無意識趨向。因此，與電影本身的轉變一樣，小說也變得越來越好看了。…

“白話文學”、“平民文學”背後是西方現代社會的“科學”“民主”以及“社會進化論”。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文學史的書寫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上則又強化了階級鬥爭的學說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條路線鬥爭的學說。魯樞元還提出了文學史書的自然維度，即從生態視閾來考察文學的可能性，這無疑是一種新的文學研究的思路，可惜這種視角還未有更多的學者進行深入的研究。其實，考察新時期30年來文學的“生態書寫”，不難發現所謂“生態文學”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歷史改變和躍進出現並發展起來的，是在伴隨經濟迅速發展之後給生態環境帶來空前破壞並產生危機的時候及時出現的新文學。對這一文學樣態的梳理也可以見證新時期文學發展的軌跡，並了解新時期文學發展的外在與內在動力。

其實，考察新文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新文學發展還一直受到媒介環境的影響，即媒介的變遷影響著新文學的發生、發展及創作主體的觀念，創作的風格和讀者的接受方式等。…

第一節·觀察文學的傳統視角

對文學發展軌跡的歷時性考察是文學史書寫的基本形態，但這種歷時性考察通常又是以政權形態的更替來分期、劃代的，所以中國文學史有先秦文學、唐宋文學、元清明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分期。這種文學史的書寫方式采用的就是一般歷史學教科書書寫路徑，對文學現象的分析往往也不能脫離重大政治事件（王朝更替或政權更替）和經濟轉型對文學影響的社會學分析。而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又是以達爾文“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指針的，因此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一開始就染上了社會功利性，以為每一段歷史的演進都受制於階級矛盾如果我們來考察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軌跡，不難發現它的每一個前移的腳步都有著多種力量的運作。…

當我分析、批評在臺灣的都市環境中，因為摩托車太多、太方便，以致捷運系統的利用率偏低時，有人就理所當然反應：“楊照一定是開車的，所以就打壓摩托車族。”當我反對以民意來決定要不要廢除死刑時，也就會有人到我的部落格留言說：“哪一天當你是受害人時，看你會怎樣說？”

唉，臺灣這個社會一個根本的“理盲”，就反映在這樣的意見里。他們不相信、不接受有而且應該有不受個人自我利益影響的公共意見，堅持假設：一個人的主張，一定是對應於自我利益的。思考、討論公共議題時，如果只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反對所有會傷害自我利益的意見，而且把別人的意見都看做是自私自利的反映，老實說，公共議題就失去了公共性，理性討論、厘清是非的公共領域也就消失了。…

享受美食的時間是快樂的，但是等待美食出爐的時間是最快樂的。——天道總司



人世間，流浪人歸，亦若回流川，人生還很長。我嚐盡廣西不同地方的美食，同一道美食我總能嘗出不同的味道，有時候，盡管我孜然一身，我卻也要盡我所能去品嘗它的味道。



在我印象中，我嚐過的美食似乎都沒能在我的味蕾上留下深刻的痕跡，因為它們很淺，所以不曾停留，而在記憶中，土司宴是迄今為止留有印象的美食。第一次吃土司宴是在故鄉——靖西，那是一個盛夏，我一個人擠在繡球城的人群中，只為品嘗土司宴。為什麼呢？前兩年國慶風流街盛會，我的故鄉靖西繡球城將用最為特別的土司宴來招待各方來客。…

聊城史上號稱江北水城，黃河自聊城東部咆哮奔流百里，在水季；運河從聊城中部蜿蜒穿過市區；衛河從西部連貫冀魯豫三省；馬頰河、徒駭河的波光水色也秀麗著聊城。還有湖，東昌湖、魚丘湖輝映城中，在城區里的湖、河水面積有13平方公里，眾多的河流湖泊讓聊城“湖水相連，城湖相依，城在水上，水在城中”。江北之城，惟聊城多水，多水的聊城，可見水光城色。聊城是山東的西大門，舊時卻叫東昌，為甚叫做東昌的來由沒有問清楚，它應該是有來由的，想想也懶得再去打聽或細致地查詢了，有些事情是有來由，有些事情不一定有來由，黃河是黃，長江是長，但珠江怎麽珠了呢？而且東昌都聊城了，聊的本義是耳鳴，後定義為閑談，或許將來還要改成開會，聊麽。惜之蒲松齡沒有生活在此，他設聊齋於臨川，靠講鬼為生。…

敬答紐約華文文學欣賞會會友 

你跟同時代別人出版的回憶文學如何保持區隔？



有句老話：“不得不同，不敢茍同；不得不異，不敢立異。”我們好比共同住在一棟大樓裏，每個人有自己的房間，房間又可分為客廳和寢室，或同或異，大約如此。 …

武藏國【注】的某村莊裡，住著兩個樵夫：茂作和巳之吉。在我們這個故事開始的時候，茂作已經老態龍鍾，而他的徒弟巳之吉則是個年僅十八歲的後生。每天，他們都一起到離村子二里遠的森林中伐木。途中，要經過一條寬廣的大河，只有一個渡口可供坐船過河。雖然在渡口的附近，也曾多次搭架過木橋，但每次河水氾濫，橋就總被洪水沖毀。因此，這條河上一直沒有橋。

此事發生在一個寒冷的傍晚，茂作與巳之吉在歸途中遇到了猛烈的暴風雪。他們頂風冒雪，來到渡口，卻發現船夫已經把小船拉上了岸，人也離開了河邊，不知到那裡避風雪去了。幸好渡口旁有間船夫搭的臨時小屋，兩人急忙躲了進去。能在如此惡劣的天氣下找到個擋風避雪的地方，也算夠幸運的了。…

一上電車你就看吧：除了老人和帶著孩子的婦女，差不多的人手里不是捧著書就是拿著報紙或雜誌。坐著的在埋頭閱讀，站著的也在埋頭閱讀，甚至就是在相當擁擠的情況下也照讀不誤。確實，社會的高速度發展帶來了信息的瞬息萬變，一步跟不上就可能落伍，甚至一敗塗地。必須爭分奪秒地去捕捉信息和知識，從當天的報紙，到最新雜誌，書刊。

東京所有車站上都有報刊亭，那里出售當日乃至當時的最新報刊書籍。人們常常是在上車前買一份報紙或雜誌，坐一路車讀完，到下車出站時，順手扔進車站廢報箱。如果還要倒車，那就再買另一份報刊在下一段車上讀。還有很多人利用乘車時間工作——老師判作業，編輯看稿件，音樂家讀譜子……除了上學，放學的中小學生外，在電車上聊天的人一般很少。甚至就連幹站著的人也很少。要是不讀什麽，就索性打盹兒，睡它一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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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有一次，我和川崎去伊豆半島她父母家度假，乘的是長途電車“小田急線”。由於是長途，車內供應各式各樣的食品飲料，雜誌和地方土產。車內的女服務員一個個穿著剪裁精致的漂亮制服，微笑著細聲細氣地為乘客進行各種服務。

兩個小時的行程之後到了終點。大約是下午4點多鐘，天下著蒙蒙細雨。我從車門往外走時驚奇地看見，那些漂亮的女服務員在一個個車門之外排成一長列整齊的隊伍，冒著雨向一位位下車的乘客頻頻彎腰鞠躬，並一聲接一聲地：“您辛苦了！謝謝您！……”我不知道這列車總共乘坐了多少客人（總有上千吧），所以也就不知道她們一共要鞠多少次躬，道多少個謝。只知道，她們的頭髮全被雨水淋得濕漉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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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靜極了，靜極了。我一邊講著，一邊在黑板上畫著。時不時地從臺下一雙雙緊釘著我的凝神，專注的目光中感受到一股股向往中華大地的感情和愛國之心的搏動。它們感動著我，也刺激著我，使我不能不想盡可能多地給予他們，滿足他們。原來只打算講講“海市”的，可不知怎麼隨蓬萊這個引子，有關祖國的山河風光的話題便像決了口的江流一般濤濤不絕地奔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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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關係沒關係，就講吧，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正要張口，偏偏就在這個時候上課鈴響了。他們只好不無沮喪地散到座位上。張志良坐在我的後邊，輕輕用手指頭捅了捅我：

“明天吃完中午飯！聽見沒有？”

我使勁點了點頭。

第二天中午，我匆匆忙忙吃完飯就趕回教室。一拉開門，我嚇了一跳：平常頂多只坐十一二個同學的教室里，今天竟擠了那麼多人，而且有不少人我都不大認識。坐在最前面的張志良朝我招招手：…

“到底，你們和臺灣同學之間存在不存在共同語言？”

如果在我沒來日本之前，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怎麼沒有呢？都是中國人。”如果，這個問題提在我剛到日本不久，我可能會考慮半天，然後說：“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似乎，他們和我們不是一碼事兒。”可如果今天，再有人向我提這個問題，那我會肯定地回答：“有共同語言。我們是兄弟。盡管我們之間有著種種不同，甚至剛接觸時都產生過某種複雜微妙的心理。”

確實。和他們認識一段時間，我就發現所謂“臺灣人”也是形形色色，而其中的絕大多數對中華大地非但不存在敵意，甚至相當地熱愛，向往。別看他們都是生在臺灣，長在臺灣的青年，但顯然中華民族的血液也同樣在他們的血管中流動。只要撥動了“中華民族”這根琴弦，我們和他們之間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共鳴。…

到日本語學校的第一堂課，同學們一個一個站起來進行自我介紹。來處臺灣的同學在介紹自己國籍時，都無一例外地自稱“中華民國”。我乍一聽到這個詞，一種反感夾雜鄙視的感情立刻控制不住地冒上來。明明是中國的一個島，卻偏偏要稱什麼“國”！

這節課剛下，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約而同地聚到一起：

“什麼‘中華民國’，真荒唐！可笑！”

“咱們跟他們接觸可要小心，聽說那里邊有人是特務。”

“真的？”

“那還有錯！”…

一般說來，日語基礎差的自費留學生初到日本都得先專門進修一段時間的日語。在日本各地，為外國人提供這種學習條件的日語學校數量相當不少。我到日本的第一年就是在東京拓殖大學附設的日本語學校學習日語的。這所學校在同類學校中雖不能說首屈一指，卻也堪稱名列前茅。它有五十多名教師和幾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學校根據學生的不同需要開設了各種教學課程。以程度劃分，有初，中，高級班；以學習期間劃分，有三個月一期的，也有六個月一期的；設有日間班，夜間班等等。

進入這個學校感覺最新奇的是，學生的所在學習班級並不固定，而是根據每次考試的成績不斷加以調整。成績好的不斷提上去，成績壞的不斷刷不來，一次又一次地循環。剛進日語學校的頭一天就是一場考試，根據程度編班。我最初是被編在B班（A班為程度最低），後來經過一場又一場的考試，漸漸由B班升到C班，D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