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也大體沿用了王瑤對現代文學的分期，他們把現代文學分為三個“十年”來敘述：第一個十年（1917-1927），第二個十年（1928-1937.6），第三個十年（1937.7-1949.9）。這也是以政治事件和政治環境對文學的影響來劃分文學階段的。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三人都是王瑤的弟子，看來他們的文學史書寫的基本思維與其老師還是非常一致的。洪子誠所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也是以政治事件為分界線來敘述文學史的，王光明評價其“通過對‘一體化’文學形成過程的出色研究，梳理了政治意識形態化的當代文學規范與現代文學傳統錯綜複雜的糾纏，從而深入揭示了政治權利在當代中國文學中的運作狀態，以及人工‘構造’的文學必然要被人工改變的命運”。王光明的這一評價恰好也證明了洪子誠所著《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書寫受制於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是以政治思潮的變革來梳理文學的變革。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雖然著者認為其打破了以往文學史一元化的整合視角（政治一體化），以共時性的文學創作為軸心，構築新的文學創作整體觀。而且著者也試圖從顯形的國家意識形態背後，挖掘隱形的知識分子傳統和民間文化形態。但事實上，陳思和的當代文學史寫作也沒有脫離以政治事件分期的基本敘述模式，而且他所彰顯和看重的“潛在寫作”和“民間立場”反而強化了敘述者對政治意識形態的過度敏感，因此’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同樣沒有擺脫政治書寫窠臼。李歐梵在《現代性的追求》一書的序言里說對大陸上的現代文學研究方法，我往往故意唱反調，譬如不贊成把文學史腰斬為近代、現代、當代三個時期。而多年來我就一直在‘超越’在大陸學術界掛帥的現實主義和革命主潮。但李歐梵在該書的“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之路”一輯中，依然沒有擺脫以政治事件分期的思維，他的《追求現代性（1895—1927）》和《走上革命之路（1927—1949）》這兩篇文章還是沒有偏離政治視角，和大陸的現代文學研究相比也沒有顯示什麽新的方法論和文化立場，不過是有意地站在中共意識形態話語的對立面罷了。這種以重大政治事件來劃分文學發生的時段，並以政治與文學聯系作為文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當然有其合理性。因為在新文學發生與發展的道路上，政治是一股最大的外部力量，文學不可能躲避政治的推動與影響而完全獨立地生存與發展。但僅僅從這單一的文學發展動因出發來書寫文學史，畢竟有些局限和不足。

從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影響來考察新文學的軌跡，還有一個基本的證據是，無論是現代文學思潮研究，還是當代文學思潮研究，都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政治思潮、文化思潮對文學思潮的規約與影響上。如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在現代文學研究史上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該書論評的范圍自1917年至1937年。著者顯然很信服和運用“文學運動為政治和社會變革所決定”這一思維模式，因此很重視時代背景，以20年間3個較重大的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文學思潮發展3個段落的標界，即五四（1919年）、五卅（1925年）和九一八（1931年），每一段起止時間約六七年，全書也就依據3段分為3編。於是，我們看到的是，在論述新文學之發生時，往往都會把維新派的政治主張和文學主張聯系在一起，因此五四新文學運動一發生，就自然打上了啟蒙與革命的烙印；在研究三四十年代文學時，也把文學的主題和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的主題緊密結合；在考察新中國成立後的文學時，延安文藝講話精神往往被看成為當代文學發展的指南針。在對新時期文學的考察中，研究者都會習慣性地把改革開放後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和文學的價值取向與審美的轉型聯系在一起。只是到了新世紀這幾年，才有一些研究者從其他多種維度來考察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