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種新的媒介環境導向一種新的文學形態。在印刷媒介時代，文學主要樣式是詩歌、小說、散文，還有戲劇。但自從有了廣播以後，就有了廣播劇；有了電影以後，就有了電影文學；有了電視以後，就有了電視文學；有了網絡以後，就有了網絡文學。麥克盧漢在論述報紙時候，就注意到了報紙與撰稿人文風的變化。他認為，最早的文風變化發生在18世紀初，艾迪生（英國著名散文家）和斯蒂爾（與艾迪生齊名的英國散文家）在合辦《閑話報》和《旁觀者》時發現了一種新的散文手法，以適應印刷詞語的形態。這是一種語氣平和的手法，通篇文章都保持一種調子和態度對讀者說話。艾迪生和斯蒂爾所促進的這一散文新文風，其實就是“隨筆”，這就說明了報紙對隨筆體文學的創造。在論述印刷物的時候，麥克盧漢認為：“印刷物更為引人注目的影響，是造成詩與歌、散文與講演術、大眾言語和有教養的言語的分離，以詩為例，這種分離產生如下的結果：與歌曲分離之後，詩可以吟哦而不必讓人聽見。同樣，樂器可用來彈奏而不必伴以詩歌。”麥克盧漢在論述廣播電臺的時候，就認為電臺給報紙、廣告、戲劇和詩歌帶來巨大的變化，廣播也給惡作劇的笑話大師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同時，他還認為廣播產生廣播節目主持人，並且使滑稽故事作家升格為一種重要的國民角色。電影文學是為拍攝電影創作的文學腳本。電影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並沒有事先寫好劇本，正如《新文學大系、戲劇導言》中所言：“那時的電影界也和文明戲一樣，只用幕表而不用詳細的腳本的。”它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萌芽的。現代傳播之電影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從這里可窺一斑。據有人統計：從20世紀初至40年代，“僅由上述現代文學作家編寫的腳本拍攝成片的電影就有兩百多部（還不包括他們為數不少的沒有拍成電影的劇本，以及發表在報刊文學雜志上的作品）”。可見電影對現代電影文學的催生之力。新的媒介文化的出現，創造了新的文學形態，有了新的文學形式的追求。

3.不同的媒介都參與到了文學經典的構造之中。在報刊時代，報刊對文學經典的指認是不可忽視的。五四現代作家魯迅、老舍等人就是從《小說月報》成名的。老舍的最早四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和《小坡的生日》全是發表在《小說月報》上的。《小說月報》是當時最重要的大型文學期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鄭振鐸主編。《老張的哲學》連載於《小說月報》第十七卷第七期至第十一期上，時間是1926年，這是老舍先生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他當時正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另外，五四時期每一個現代文學社團都是依賴一個文學報刊的。如文學研究會就是以《小說月報》為代用會刊的，該社團還陸續編印了《文學旬刊》及《詩》《戲劇》等月刊。創造社先後辦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刊》《創作月刊>〉和《洪水》等十餘種刊物。新月社則是以《晨報》副刊上開設的《詩鐫》作為他們的當代性刊物的。這些文學社團的成員在各自的報刊上發表自己的作品，而且這些刊物也逐漸地把他們推到讀者之中，推到五四新文學的潮流之中，於是，他們成立的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和新月社等就成了五四新文學的代表性社團，而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王統照、郭沫若、郁達夫、徐志摩和聞一多等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學的代表性作家。當代文學作家王蒙、劉心武、盧新華等的成名成家都與《人民文學》《文匯報》和《文藝報》等報刊分不開，而金庸的武俠小說就是因為《明報》的連載在香港變得家喻戶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