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說，弗里斯比對「冒險」的理解還是有失偏頗。除了《冒險》一文之外，齊美爾在其他地方也間或提到了「冒險者」或「冒險」。在《社會學》第九章「空間與社會的空間秩序」附錄的一小節里，「冒險者」與流浪者一起成為定居群體的對抗力量，但是相對於流浪漢而言，冒險家的生命准則更加自由不定，更不能接受固化的組織（Simmel，2009：597-598）；而在第十章「群體的擴大和個性的發展」里，齊美爾在比較內戰前美國南北政治的差異時特別提到，美國南部居住著更多個體冒險者，他們具有更獨立和無政府的人格特徵，而「被更嚴格規制的北方人則傾向於狹隘城市文化的培育」（Simmel，2009：627）。這些散落各處的只言片語無不顯示出在齊美爾的觀念里，冒險者擁有更為獨立豐滿的個體人格，總是難以滿足於固有的形式，不可遏制地投身於形式與生命的更新中，其與日常生活的對抗程度也超出了弗里斯比界定的范圍，正是這樣的人格才可能在客觀文化的壓倒性力量之下，依然遵從個體法則，實現主觀文化的發展。…

戰爭對相對生命的過度崇尚好像又有可能導向另一種文化冒險的失敗。當形式與生命的矛盾加劇到一定程度時，生命開始拒斥一切形式，想要擺脫所有形式直接傾瀉而出，傳統的程序、技術、准則都被視為對生命的限制扭曲。藝術領域的表現主義、知識領域的實用主義、宗教領域的神秘主義等都表現出了這種共同趨勢，即拒絕被任何形式包含，純粹以生命表達生命。這場生命對形式的反擊運動使得「形式面對生命失去了它的獨立性」…

文化冒險的順利完成首先表現為創造者能夠在創造作品的過程中推動自身主觀生命的發展，作品雖然在完成後成為獨立的存在，但依然促進了創造者主體生命的完善，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回到了精神生命之中；其次，在更廣泛的層面上，主體或精神生命創造出客體，客體脫離創造者的控制落入客觀精神領域，但是仍然會有其他主體將它們吸收融合，借以實現自身的發展完善，從更抽象的層面看，這仍然是精神生命由自身出發經由客體又回歸自身的過程，文化的冒險同樣得以完成。一般來說，「只要客體是由單個主體創造或為了單個主體而創造的」（Simmel，2011：496），主客體之間的對峙在實際情況中就不會發展。齊美爾一再指出，藝術品和哲學作品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創造者的個性（Simmel，2011：493-495；Simmel，1997：74），因此更容易實現文化價值及精神冒險，這可能也是齊美爾在《冒險》里專門提及藝術和哲學冒險特性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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