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國首個東亞文化之都，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城市。黨的十八大以來，泉州市再次發力，砥礪前行，充分發揮文化資源優勢，大力推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提速提質，文化產業增加值總量連續4年位居福建省首位，其中，文創園區貢獻率超過30%，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

為充分發掘泉州歷史文化資源，泉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並實施了“文化強市”的發展戰略，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和扶持文化產業和文創園區發展的政策，將文化產業作為實現崛起的支柱產業之一。各文創園區圍繞市委、市政府“以文興業、以文塑城”的發展戰略，在強身健體、加快發展的同時，努力培育市場主體，增強微觀活力，發揮文創園區的示範、引領和輻射作用，成為該市文化產業發展的主力軍、“領頭雁”。目前全市13家文創園區有11家列入了福建省級文化產業園備案名單。…

永樂九年，馬六甲國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來朝，抵近郊。朝廷命中官有司宴勞。又入朝奉天殿，帝親宴之，賜以財物。此後國王屢率妻子、陪臣來朝。因臣服中國，是故凡有大事，皆上表中國朝廷，請求調停與支持。馬六甲曾受暹羅（泰國）進攻，中國皇帝屢敕暹羅，暹羅懼朝廷權威，奉詔罷兵。 22後佛郎機強，舉兵侵奪其地，國王出奔，遣使告難。時世宗已嗣位，敕責佛郎機令還其故士，而諭暹羅國諸王救災恤鄰，迄無應者，遂為佛郎機所破。 23 “自為佛郎機所破，其風頓殊”，此前“俗淳厚，市道頗平”，而後“商舶希至 多直詣穌門答刺”。時佛郎機想遣使朝貢請封，然而使者抵達廣東，中國守臣即以佛郎機“素不列王會”為理由，“羈其使以聞，詔予方物之直遣歸”。 24

《海國圖志》第十四卷介紹葛留巴…

魏源刊有《海國圖志》，此前林則徐編有《四洲志》九萬字。1841年8月林則徐與魏源會於鎮江，囑魏源以《四洲志》為底本，擴充撰述，敘外洋情況。魏源增補資料，辛勤揮筆，1843年1月3日出版《海國圖志》50卷。1847年擴為60卷。1852年（鹹豐二年），又輯錄徐繼畬《瀛環志略》及其他資料，達100卷。 1自敘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此書對西方地理、歷史、政經及先進科技傾心敘論，同時記亞洲事情，尤其“東南洋”情況周詳深入。 2

1、關注東南亞沿革，敘論越南、泰國、緬甸等社會特點…

其六，重視中華商會的經濟職能與政治社會績效。中華商會是以華商為主體的組織，其中的資本屬性較重，但是商會又是社會性的，不僅限於經濟職能，還具有廣泛的政治與社會職能。現有討論中，往往將其分開而論，實際上政治與經濟是相互作用的。華商由外來者的身份，逐步在地化，成為當地經濟及政治社會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認同的轉變與參與的強化，與中華商會的組織平臺密不可分。 …

菲律賓各地實設的中華商會尚有不少，但研究較少涉及。在菲華商聯總會之外，禹如鍵關於首都馬尼拉中華商會的研究較具代表性。該會成立於1904年，最初的名稱是“小呂宋中華商務局”，其後配合外在環境與祖國政策，經過多次變革和改進，至1931年改名為“菲律濱崛里拉中華商會”。中華商會是菲華社會第一個自治團體，雖名為商會，服務范圍卻不限於此。舉凡華僑的生老病死，幾乎無所不包，一直是旅菲華僑的生存支柱。該會先後領導全菲華僑，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對抗日益高漲的排華風潮和菲化案，全力維護華僑權益。（32） …

其四，中華商會是研究華商網絡的重要透視點，有助於豐富“亞洲經濟圈”的研究。中華商會不僅提供地區性的商人整合方式，也是跨區域合作的重要組織平臺。因此，可以藉此考察南洋華商在東南亞諸國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狀態，也可考察華人經濟圈的運行，更可由此討論南洋華商之國家認同、群體心態及與國內之政治、經濟及社會的互動，討論其在區域化及全球化中的角色。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討論，還有助於剖析東南亞經濟社會現代化快速發展的原因，對打破“歐洲——西方中心論”，重建近代亞洲史實這一重大學術關懷也大有裨益。 …

摘要：南洋中華商會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南洋華人的經濟及社會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如此，南洋中華商會在近代曾經與國內政府及商會有著密切互動，後來雖專注於在地化的商人整合，與國內一度有所隔離，但在20世紀90年代後逐步跨越國界，在推動東亞甚至全球范圍內的華商網絡建構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南洋中華商會的研究不僅可以使中國商會史更為完整，而且由此角度觀察東南亞華人社會及東亞華人經濟圈的整合，在此全球化時代更具獨特的學術及現實價值。學界已經關注到這一課題的重要意義，也有不少優秀成果發表，但現有研究或以國別為界，或分離近代與當下，整體及縱向脈絡尚不清晰，中華商會與華商網絡、華人社會及全球化之關系也需要更宏觀的審視。鑒於此，更需深入發掘史料，縱橫比較，貫通近代與現在，溝通商會與社會，在整體性探討、視角和理論方面有所突破，解析於學術及現實都有價值的真問題。 …

雖然經濟社會學家斷定道德價值可以促進工具性行動，即是古人所說的利寓於義，但他們只解決了我們所提問題的一部分，因為義與利的正面關系只存在於特定處境。以山東曲阜的宋先生為例，他提到有家麥芽廠，因為拖欠別人債務而遭法院起訴，要把他們的東西封存，並且計劃賤價出售。他說，法院的人打電話給他，問他要不要麥芽。他問價錢多少，對方說2500元一噸。他覺得很便宜，但隨即問道"麥芽是哪個地方的？"當他知道貨物的來源之後，便說1000元一噸也不要，因為那廠是他們的長期合作夥伴，萬不能在人家困難的時刻落井下石。最後，他派人去了解情況，結果以每噸2700元的價格把麥芽買下來，讓對方有錢清還欠款。很顯然，宋先生的做法是合乎道義的，卻未能替公司賺取最大利益。…

另一個例子是熊先生，他繼承父志，創立了一間圖書公司。他出生於江蘇省阜寧縣的一個望族，但隨著日本入侵，家道中落，早年過著非常坎坷的生活，到處流浪，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作為書香世代的後裔，這命運的煎熬是難以承受的。後來他隨家人輾轉去了臺灣，在機關工作了一段時間，覺得沒有多大意義，於是以微薄的積蓄，於70年代初期開辦了一間小規模的出版社，出版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他專注於社會學，對這門當時新興的學問不僅懷有極濃厚的興趣，而且認為足以促進國家富強，社會進步。在臺灣，社會學專著的市場很小。臺灣以外，差不多沒有市場。所以經過二十多年艱苦經營，公司的收入除了養活一家人之外，所余無幾。在這些年里，他說有許多機會，只要出版些迎合大眾口味的書，就能賺錢，但他表示不願意這樣做，因為這不是他的理想所在。他說：…

在構造"儒人"的理念型時，我們有下列幾點考慮：



第一，"儒人"是個具有儒家性格的人，也就是將儒家的價值倫理內植於心的人，其典型便是儒家傳統所說的"君子"。我們構造"儒人"的理念型，即以"君子"為基礎。由於"君子"本身其實也是個理念型（張，1989，84-86），因此我們所從事的，其實是個雙重構造--在理念型的基礎上再構造一個理念型。



第二，"儒家"是個復雜多變的現象，有數不盡的屬性，隨著時間而轉變，構造理念型時不可能也不會照單全收，問題是要把哪些屬性包括在內，才可以將"儒人"的形貌和神髓顯示出來。



第三，"儒人"既然是個歷史現象，自必有其歷史局限，有些原來是主要屬性（如守三年之喪），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合時宜。可是另一方面，"儒人"在不斷流變中也有一些超越時空局限的屬性。為了將二者區別開來，我們把儒家的倫理價值分為"實質德行"…

【內容提要】  本文以儒商為切入點，嘗試探究儒家倫理在現代社會的作用。所謂儒商，指懷抱儒家道德價值的商人。本文首先構造儒人的理念型，作為衡量儒商的準繩。研究通過熟人推介，以深入訪談方式，共走訪了40位企業家。結果顯示，講求道德價值的儒商，做生意的時候雖然未必物盡其利，總可以在利害計較的市場找到一席之地。由此可見，以儒家倫理來抗拒現代社會工具理性橫肆，並非能與不能，而是為與不為的問題。 

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是以儒商為切入點，探究儒家倫理在現代社會所可能發揮的作用。現代社會的特征很多，但最基本的一點，就是韋伯（Max…

造成富人階層社會責任感貧弱的原因，有淺層的也有深層的，有近因也有遠因，有硬約束方面的也有軟約束方面的。但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說，其原因主要在於缺乏道德信念的支撐。西方商品經濟的崛起有一種很深的文化背景，即馬克斯·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與商業行為的內在聯系。

中國傳統文化在總體上是貶抑商業活動的，因而在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中難以找到傳統文化資源的支持。誠然，我國明清時代亦湧現出了徽商、晉商、陜商等儒商，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儒學與商業的特定結合。但是，由於近代以來幾次對傳統文化的顛覆性否定，這一傳統受到了致命的解構。因此，人們解除了傳統倫理本位主義的約束，同時又受到現代市場邏輯的宰制，人的趨利動機得到了空前張揚。…

改革開放為人們發家致富提供了歷史機遇，使社會形成了一個富人階層。富人不僅僅是一個社會群體，更是一種現象。它的存在，引發了一系列文化的和社會的反應。譬如，對於富人形象的負面評價、對富人行事方式近乎本能的反感、對於富人社會責任的拷問……，成為今天人們熱議的話題。仇富心態就是其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

三

宗教文明的接續，特別是，中國伊斯蘭教文明的接續——究竟更多的是由於信仰的原因，還是由於血統的原因，是很難說清的。至少迄今為止的現象是：血統的感情，比思想的認知更顯得有力。

我曾經在此長久沈吟。我不喜歡因血統的原因而被接納。但我又不能把理性的認知梳理清晰。…

2015京城國際論壇分論壇二：何謂中國——中國的生長方式



各位朋友好，剛才黃平說我有一本新書（《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即將由中信出版，所以特別期待能夠得到各位朋友的批評和建議，以便能夠不斷地推進。說實話中國是一個最難的話題，在做中國研究之前我曾經做過一個關於天下的理論。然後再重新做回中國，這個故事很長。



在1993年之前，我基本是研究西方哲學的，在這之後我主要轉向研究中國的思想。1995年北大的朱蘇力教授說，我們確實應該思考一下，中國到底有什麽東西是能夠提供給世界的?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所以當時給我印象很深刻，因為在研究中國的時候，很容易變成研究中國的土特產。朱蘇力這個問題其實想問，中國有沒有一些能夠提供給世界的普遍性的東西?…

一

並不是因為進入了這個世紀末，才有了這個話題。對我來說，追逐已經持續了很久。如果不是從紅色的六十年代終結算起，也自從見識了世間的所謂成就，一切就已開始。

我在路上行走已久。確實常與猶豫和懷疑相伴，只是沒有回頭。

藉此我破壞了平衡的生命。任肌骨日復一日粗糙，我的心卻徑直向著年輕生長。它抗拒衰老，滾燙得令我深深不安。而就在我體味和參悟著這一切時，耳際卻聽見人們的質疑。…

正如蒂利所指出的，故事並非獨白，相反，它永遠發生在對話中，雖然故事試圖建立起一個因果鏈條，但是我們絕對不能低估它的修辭本性，除了借助於邏輯的力量，它還要求故事的講述者——無論它是醫生還是執政者——對人的性格與情感有透徹的了解。在講述故事的時候，講述者不是在居高臨下地宣布一個言辭鑿鑿的定論，他們在和聽眾進行對話，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仔細觀察和評估接收者的反應，試圖說服對方接受這個故事並因此激發相應的後續行動：病人從此接受醫療方案，被統治者重新確立對統治者的信心。…

昨天晚上，我的丈夫陪我去聽音樂，他所以為我選購了音樂會的入場券，必定是因為在這些日子裏，他終於驚覺我著實是大靜寂了。每個星期，總有若幹個晚上，他和他的朋友在我們家裏打牌，他們是熱鬧的，那麽的興高采烈，從傍晚一直圍聚到深夜，而我，坐在一邊，默默地編織一件永遠也不願意完成的毛衣，不時為他們換一杯新鮮的熱茶。（把人生僅僅比作番石榴的朋友未免太簡單了一點吧。）編織毛衣的時候，我不禁要想，我今年已經三十多歲了，如果在這個世界上我仍要再活三十多年，我生命的路途不是已經走了一半麽？在以後的歲月中，我就這樣的默默地編織毛衣，為我丈夫的朋友端茶倒水麽，但我卻希望我的丈夫和他的朋友到我們家來不停地打牌，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我和我的丈夫又有什麽話可以相對晤談呢，除了打牌的日子，我和丈夫也只能對著一個喋喋不休的電視機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