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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1 hour ago

[愛墾研創·前文創思考]從「全球中華圈」到「中國因素」：文化共同體的終結，抑或地緣政治話語的勝利？

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全球中華圈」曾是一個充滿想像力與希望的名詞。它承載著一種全球化時代的樂觀信念：華人文化與經濟網絡可以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形成一個多中心、跨國界的文化—經濟共同體。然而，短短二十餘年，這個詞彙逐漸淡出公共論述，取而代之的，則是冷峻而充滿權力意涵的「中國因素」。這一語義轉變，不僅是一場概念史的變化，更是全球秩序與文化政治深層結構轉型的語言證據。

「全球中華圈」的興起，源於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樂觀主義。在那個時代，民族國家似乎不再是唯一的政治與文化框架，跨國企業、族群網絡與文化流動被視為新世界的核心力量。華人資本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崛起，香港、新加坡與台灣的經濟奇蹟，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巨大市場潛力，共同構成了「大中華經濟圈」的想像基礎。在這種論述中，華人世界被描繪為一個去中心化的文化與經濟網絡，文化認同與族群連結被視為超越政治分歧的凝聚力量。

然而，這一敘事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迅速崩解。「中國因素」的崛起，標誌著分析框架從文化共同體轉向地緣政治變量。在這個新語境中，中國不再僅是華人世界的一個重要節點，而是被視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行為者，其經濟、科技、軍事與輿論力量被納入他國政策與安全評估的核心變數。「因素」一詞本身，即暗示著可計算、可風險化、可政策化的權力參數，徹底脫離了文化與族群的溫情想像。

這一轉變意味著「大中華」的主體性重構。過去的「華人圈」敘事強調多中心性與文化多樣性，海外華人社群、台灣與香港都被視為相對自主的文化與經濟主體；而「中國因素」的話語則將中國國家權力置於唯一核心，其他華人社群被重新框架為影響管道、滲透節點或風險場域。從文化共同體到地緣政治對象，「大中華」不再是一個內部自我描述的共同體，而成為外部安全論述中的分析單元。

這種語義轉換，反映了全球秩序的結構性變化。全球化時代的核心假設是經濟互賴將削弱國家衝突，文化流動將稀釋政治邊界；然而，新冷戰式的地緣政治競爭重新將國家權力置於中心位置。經濟、科技、數據與文化都被重新安全化，成為戰略競爭的領域。在此語境下，任何跨國文化網絡都難以避免被政治化，華人網絡尤為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因素」這一概念主要由西方安全研究圈與周邊國家政策界所塑造，它本身是一種話語權的產物。誰能命名，誰就能定義現實。在這種話語中，文化差異與族群多樣性被壓縮為國家權力的延伸，華人文化的多中心性被簡化為中國國家的投射。這是一種典型的地緣政治抽象化暴力：將複雜的文化世界還原為單一權力變量。

若將「大中華圈」的命運與「法語圈」「英語世界」相比，差異尤為顯著。法語圈（La Francophonie）與英語世界（Anglosphere）同樣源於帝國與殖民歷史，但它們在後殖民時代成功維持了一種相對去中心化的文化共同體敘事。法國與英國不再是唯一的文化中心，加拿大、澳洲、非洲與加勒比地區的法語與英語文化都具有高度自主性，語言共同體並未完全被單一國家權力所收編。即使在地緣政治競爭中，英語與法語世界仍能保留文化多樣性的敘事框架。

相較之下，「大中華圈」的文化多中心性在地緣政治語言中迅速消失。這既與中國國家權力的集中化與對外擴張有關，也與華人世界缺乏制度化文化共同體機制有關。法語圈與英語世界擁有正式的文化與教育機構網絡，並以多邊主義形式運作；而華人世界的跨國文化機制則長期依賴市場與族群網絡，缺乏制度化的超國家文化治理架構，因而更容易被單一國家敘事所吸納或外部安全話語所重構。

然而，將「全球中華圈」完全視為「中國因素」的附庸，亦是一種話語上的過度簡化。現實中的華人世界仍然高度多元，台灣、香港、新加坡與海外華人社群在政治認同、文化實踐與價值體系上存在顯著差異。文化共同體並未消失，而是被地緣政治敘事遮蔽。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中國因素」是一種外部觀察框架，而非內部文化自我理解的真實寫照。

更深層地看，這一語義轉變揭示了全球化夢想的破產。當文化共同體的想像被國家權力的現實所取代，當族群網絡被重新納入安全化語言，全球化所承諾的去國家化世界秩序顯得愈發遙遠。「全球中華圈」的消逝，並非僅是華人世界的特例，而是全球文化政治轉向的一個縮影。

因此，從「全球中華圈」到「中國因素」的演變，不僅是華人研究概念史的變遷，更是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語言的轉折點。它提醒我們：文化共同體的想像永遠嵌套於權力結構之中，而概念的更替，往往預示著世界的深層變動。在地緣政治語言全面壟斷公共論述的時代，如何重新為文化多樣性與跨國族群網絡保留自主性的語言空間，或許是未來人文與社會科學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February 12, 2026 at 4:47pm

[愛墾研創]春節餐會的訓戒：權力如何殖民喜慶文化空間

在多元社會之中，節慶宴席向來被視為超越政治分歧的共同場域。無論是宗教節日、民族新年或社團慶典，這些場合都承載著暫時懸置衝突、重申共同體連結的文化功能。然而，當政治人物在這類原應屬於歡慶與共享的場域，發表帶有種族訓戒意味的談話時，所暴露的不僅是言辭的失當，而是一種深層的權力文化態度：權力對日常生活的入侵與殖民。

首先，節慶宴席本身是一種文化契約。它要求參與者暫時收起政治立場與社會階序，以象徵性的平等與祝福來維繫社會凝聚力。這種契約是脆弱而珍貴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讓差異共存的緩衝空間。當政客在此時此地進行族群訓戒，等於宣告政治權力不受此契約約束，並以權威話語強行重構場域意義。這是一種文化上的越界，也是一種對公共倫理的蔑視。

「訓戒」這一語言姿態本身，蘊含強烈的父權與階序假設。它假定說話者佔據道德與文明的高位，而被訓戒者則被定位為需要指導與教化的對象。當這種姿態以「種族」為界線時，便將族群差異轉化為文明等級，重演殖民語言的古老敘事。這不僅是一種政治立場，更是一種文化優越論的延續，是將差異治理化、道德化、階序化的典型治理理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發言往往發生在權力不對稱的場域。年宴或社團慶典中的聽眾多為被動受眾，他們受制於禮俗、社交壓力與對權威的尊重，難以當場反駁。政客正是利用這種結構性沉默，將政治訊息包裝為道德宣告，使其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常識」。這種語境暴力不同於直接的壓制，卻同樣具有象徵性的強制力，悄然塑造了公共意識的邊界。

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這種行為反映了對公共與私人邊界的刻意模糊。節慶宴席介於私人社交與公共儀式之間，是社會生活中少數保留非政治性的灰色地帶。當政客將此空間轉化為政治訓戒的舞台，意味著一種「全面政治化」的治理想像：一切生活場域都可以被納入權力展演與政治動員的框架之中。這種態度接近威權文化的邏輯，即權力不僅治理制度，更要求支配日常意義。

此外，節慶與餐桌本身是一種象徵資本的分配場域。誰能在此發言，誰的話語被視為「祝詞」，誰的話語被視為「教導」，本身就反映了社會的象徵階序。政客在此發表種族訓戒，是在宣示其對節慶意義的定義權，將原本屬於共享的文化儀式轉化為權力話語的延伸舞台。這種象徵暴力往往不以強制呈現，而以禮俗與尊敬為掩護，使被支配者在不自覺中接受新的意義秩序。

在多元文化倫理的框架下，公共話語的基本要求是避免羞辱性分類與階序化描述。節慶場合更應是差異被暫時懸置、共同體被重新想像的時刻。當政客在此進行族群訓戒，顯示出對多元文化倫理的缺乏敏感，甚至帶有某種同化主義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態度暗示，某些文化或族群被視為「標準」，而其他族群則需被矯正與管理，從而再生產了不平等的文化秩序。

餐桌的象徵意義也在此發生反轉。共食原本象徵信任、共享與關係建立，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連結儀式之一。然而，當餐桌被用作種族訓戒的平台，它從「共食」轉為「分食」，從連結轉為劃界，從關係生成轉為權力展演。這種轉換具有強烈的文化象徵性，意味著社會裂痕被帶入最基礎的日常生活層次，並被權力話語正當化。

更深層地看，這種現象揭示了一種「權力的日常殖民」。權力不僅存在於法律與制度，也透過語言與儀式滲透到日常文化之中。當政治人物在喜慶場合進行族群訓戒，他們不僅是在表達政策立場，而是在重編文化腳本，將日常生活納入治理的象徵秩序。這種殖民化過程往往是漸進且隱蔽的，但其後果是公共生活中非政治空間的逐步消失。

從民主文化的角度而言，這是一種令人憂慮的趨勢。民主不僅是制度設計，更依賴於公共文化中的相互尊重與共處能力。節慶與餐桌本應是民主文化的基礎場域，是不同群體暫時放下對立、重新確認共存的時刻。當這些場域被權力訓戒佔據，民主的文化基礎便被侵蝕，公共生活逐漸被權力邏輯全面編碼。

因此，在喜慶場合發表種族訓戒，不僅是一場失當的演說，更是一個文化政治事件。它揭示了權力如何試圖延伸至最細微的日常場域，如何將文化儀式轉化為治理工具，以及如何在象徵層面再生產族群階序。對此的批評不僅是道德譴責，更是對權力文化結構的反思：當政治權力無所不在，當日常生活不再保有暫時的非政治空間，社會的共同生活基礎將變得愈發脆弱。

結語

餐桌與節慶，是社會最後的共同空間之一。當權力將訓戒帶上餐桌，所破壞的不僅是禮俗，而是社會能否共處的象徵基礎。這種行為所揭示的文化態度，是權力對日常文化的殖民，是象徵暴力在喜慶儀式中的上演，也是民主文化根基的潛在侵蝕。對此的警覺與批判，正是當代文化政治評論的重要任務。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December 18, 2025 at 9:51am

Tarian Lalang oleh Latiff Mohidin

pada tanah gersang
tiba-tiba datang bermukim
semua belalang
dari semua ladang
tanpa musim.

sebelum lompatan terakhir
sebelum degupan berakhir
dari batu ke batu
dari debu ke debu
semua belalang
dari semua ladang
tiba-tiba menari
tanpa sangsi.

The Dance of Lalang by Latiff Mohidin 

the barren earth

is suddenly swarmed by

all kinds of grasshoppers

from all fields

out of season

 

before the last hop

before the last heartbeat

from rock to rock

from dust to dust

all kinds of grasshoppers

from all fields

suddenly dance

the dance of lalang

without doubt.

kota baru february 69

（From：Latiff Mohidin，Sungai Mekong，1981，Dewan Bahasa dan Pustaka,pp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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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4, 2025 at 11:20am

愛墾APP:關稅戰争的行星思維～～本文根據一篇許煜在<一種行星思維> (For a Planetary Thinking )一文中的討論[]，以下觀點如何解釋了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

“被譽為單邊殖民進程的全球化，現在正面臨著主-奴(lord-bondsman)的辯證關係。過度依賴某個國家作為工廠和市場，最終會導致主奴關係的顛覆。為了獲得承認(recognition)的“奴隸”的慾望( Begierde )(這裡是民族主義)，通過勞動和技術實現，推翻了主-奴關係。

而“主人”，從這個矛盾的時刻醒來，必須重新建立自己的邊界，減少依賴，這樣，奴隸就不能再威脅它，而將再次成為它的附屬。這一時刻很容易被解讀為全球化的終結:西方必須重新定位自己，重新組織戰略，通過本地化和孤立威脅其主導地位的威脅。全球化可能已經走到了盡頭，不是因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強大(它悄然消失了)，而是因為作為一個歷史階段，它暴露了更多的缺陷，而不是它所承諾的好處。這個矛盾和對抗的時刻還沒有得到解決，或者在黑格爾的意義上得到更好的調和。表示“和解”的德語詞，Versöhnung，黑格爾自己用的這個詞，充分錶達了這個過程：等式的一部分必須承認另一部分是父，同時承認自己是子（Sohn）。

無論誰在劇中扮演子的角色，動力政治的本質可能不會改變。只要前一種全球化形式繼續存在，奴隸國家就會呼籲全球化，指責主人國家反對全球化。當他們切斷與奴隸國家的聯繫時，(前者)主人國家也會遭受損失:他們失去了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一直享受的利益。


以上引用了這段許煜（Yuk Hui）在〈一種行星思維〉中的文字，其核心是運用黑格爾「主奴辯證法」（lord-bondsman dialectic）來反思全球化的歷史邏輯。若將此觀點應用於理解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關稅戰，我們可以將其看作全球化的「辯證性反轉時刻」——也就是說，全球化進程中原本的權力結構（主／奴）正在發生自我否定與重組。以下我將從四個層面分析這一理論如何揭示貿易戰的深層動力。

一、全球化作為主奴辯證的歷史舞台

許煜指出，全球化並非純粹的「自由交換」過程，而是一種「單邊殖民進程」（unilateral colonization）。所謂「全球化」其實是由西方（特別是美國）主導的現代技術、資本與制度輸出過程——這使得非西方國家成為「世界工廠」或「原料供應者」，形成典型的主奴結構：主（美國／西方）掌握技術、資本與消費市場；奴（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勞動與製造。

然而，正如黑格爾的辯證法所揭示的，這種關係並非靜態，而是包含「承認的慾望」（Begierde nach Anerkennung）的動力。奴隸在被壓制中，透過勞動與技術實踐，逐步獲得了改變現實的力量。對中國而言，這個過程體現在製造業升級、科技自主與國家主體性的覺醒上。結果是：主奴關係的基礎動搖，奴隸開始尋求「自主承認」，而非僅僅服從全球化的規則。（下續）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3, 2025 at 9:43pm

二、貿易戰作為「承認衝突」（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在許煜的框架中，美中貿易戰正是一場「承認之爭」（struggle for recognition）。這不僅是關稅或市場競爭問題，而是一場關於誰能定義全球秩序與技術未來的辯證鬥爭。

美國作為「主人」：長期以來，美國透過全球化制度（WTO、美元體系、全球供應鏈）確立主導地位，享有技術與金融霸權。然而，當「奴隸」——即中國——通過勞動與技術自主實現自我強化，美國感受到主導地位被威脅。於是，「主人」開始試圖重新劃定邊界，透過「去風險化」（de-risking）與「供應鏈重組」等策略，試圖恢復控制與安全。

中國作為「奴隸」：在黑格爾的語境中，奴隸的慾望是「被承認為主體」的慾望。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積累了龐大的工業與技術能力，開始追求國家層面的「技術主權」與「文化承認」。然而，當中國試圖以「科技自主」或「一帶一路」的形式重塑全球化，便觸發了主奴關係的反轉危機。

這場貿易戰因此不僅是經濟博弈，更是一場全球承認體系的重新編碼：誰是技術的中心？誰設定全球規則？這正是「承認辯證」的核心張力。

三、主奴關係的顛覆與再組織

許煜的觀點強調，當「奴隸」透過勞動與技術實現自我，主奴關係將出現反轉——「奴」成為新的創造者，而「主」意識到自身對奴的依賴。這正是美中貿易戰的5結構性背景。

美國在高科技產業上仍佔據上游（晶片設計、軟體、生物技術），但在製造與稀土、供應鏈等領域日益依賴中國。

當中國利用這種依賴發展自主技術（如半導體、5G、AI），主奴結構出現反向壓力，美國因而啟動「科技封鎖」與「去中國化」政策。

許煜指出，「主人」此時「從矛盾中醒來」，必須「重新建立邊界」。這正是美國推動產業回流、本土化與盟友再工業化（如 CHIPS Act、印太經濟框架）的邏輯：試圖在失衡的主奴辯證中恢復「主體性」。但矛盾在於，這種脫鉤也讓「主人」失去長期依賴的利益——正如許煜所說：「當他們切斷與奴隸國家的聯繫時，他們也會遭受損失。」

四、全球化的「行星性」危機與未來

許煜提出「行星思維」（planetary thinking）正是為了超越這種主奴對立。他認為，全球化的終點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其內在矛盾的顯現——即：人類社會需要一種新的共存思維，不再以主奴關係為基礎，而以技術多樣性與相互承認為前提。

美中貿易戰揭示的，正是全球化作為單一現代性體系的崩潰：美國象徵「普遍現代性」（universal modernity）的中心化理性；中國則代表另一種「多元現代性」（plural modernities）的崛起。

二者之間的對抗，顯示出行星層面的危機：當人類的技術系統與政治想像都被主奴辯證束縛時，真正的「和解」

仍未發生。行星思維呼籲的，不是誰戰勝誰，而是如何重新思考「技術—政治—世界」的共存形式，使「主」與「奴」能共同轉化為新的世界公民（planetary beings）。

總結

因此，從許煜的觀點看，美中貿易戰並非僅是地緣政治或經濟摩擦，而是全球化主奴辯證的歷史反轉時刻：

美國作為「主」，因長期的技術與市場霸權而依賴「奴」的勞動。

中國作為「奴」，透過勞動與技術生產獲得力量，追求承認；當「奴」要求平等承認時，「主」反應為封鎖與去全球化;但雙方又無法真正脫鉤，因為彼此的存在早已在全球體系中共構。

這場貿易戰的根本矛盾，不在於利益分配，而在於承認與依賴的辯證困局。若無法超越主奴邏輯，全球化將繼續在對抗與自我否定之間循環。行星思維的任務，正是尋找一條超越這種對立的技術—政治—倫理之路。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3, 2025 at 4:09pm

愛墾APP:黑格爾《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807）中關於「主人與奴隸」（又譯「主奴辯證法」）的第§178–186節之主要原文與權威中文譯文摘錄，並附上解釋。

（中文譯文主要參考何兆武譯《精神現象學》（商務印書館，1987），及部分王玖興校譯版本，以確保準確性。）

178–186：主奴辯證法核心段落

178

德文原文：Das Selbstbewußtsein ist an und für sich, indem, und dadurch, daß es für ein anderes an und für sich ist; d. h. es ist nur als ein Anerkanntes.

中文譯文：自我意識只有在並且因為它對另一個自我意識而存在時，才為自身而存在；也就是說，它只有作為被承認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

解釋：這是主奴辯證法的出發點。黑格爾指出，自我意識的存在並非孤立，而是必須透過「他者的承認」而確立。這種「被承認」的關係（Anerkennung）是自我意識生成的條件。

179

德文原文：Das Selbstbewußtsein ist also nur durch ein anderes Selbstbewußtsein, es hat von sich selbst den Doppelsinn, daß es ein anderes ist für ein anderes.

中文譯文：因此，自我意識只是藉由另一個自我意識而存在；它對自身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為自己存在的，又是為另一者而存在的。

解釋：此處黑格爾強調了自我意識的「二重性」（doubling）。每個自我意識都需要另一者的承認，但同時又要求在這個關係中保持獨立性。這種矛盾推動了「承認的鬥爭」。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2, 2025 at 5:31pm

182–183

德文原文：Sie müssen in diesen Kampf gehen, denn sie müssen ihre Gewißheit an sich selbst zur Wahrheit sowohl in dem Anderen als in ihnen selbst erheben. ... Diese Bewährung durch den Kampf ist das Setzen der Freiheit beider, denn sie bewähren sich, ob sie dafür sind, daß sie an sich und für sich selbst sind.

中文譯文：他們必須進入這場鬥爭，因為他們必須在他者與自身中把對自身的確信提升為真理。……這種通過鬥爭的驗證，是雙方自由的設定，因為他們要證明自己是否真正是自身的存在。

解釋：兩個自我意識之間爆發出「生死鬥爭」（Kampf auf Leben und Tod），以爭取被承認為獨立存在。這場鬥爭正是主奴關係生成的起點。

184

德文原文：In dieser Bewegung ergibt sich das Verhältnis der Herrschaft und Knechtschaft.

中文譯文：在這一運動之中，產生了「主宰與奴僕」的關係。

解釋：當一方在生死鬥爭中退卻、屈服於生存的本能，便成為「奴隸」；另一方則保有獨立性，成為「主人」。這是辯證運動的第一次分化。

186

德文原文：Durch die Arbeit kommt das dienende Bewußtsein zur Anschauung seiner selbst als des Für-sich-seienden.

中文譯文：奴僕通過勞動而達到對自身作為「為自身存在者」的直觀。

解釋：這是主奴辯證法轉折點。奴隸透過勞動（Arbeit）改造自然，從服從中培養出「自我活動」的意識。這種實踐性勞動讓奴隸反而比主人更接近真實的自由。主人依賴奴隸的勞動維持生存，而奴隸則在勞動中超越了依附狀態。

總結要點（可作為學術引用說明）

黑格爾文本核心命題：

「自我意識唯在被承認中存在」（178節）
「在鬥爭中產生主奴關係」（184）
「奴隸通過勞動獲得真實自由」（186）

辯證運動的三階段：

承認的慾望（Begierde nach Anerkennung）：自我意識追求他者的承認。

主奴分化（Herrschaft und Knechtschaft）：生死鬥爭導致權力關係出現。

勞動的解放（Arbeit als Befreiung）：奴隸透過實踐認識自身，主奴關係產生逆轉潛能。

哲學意義：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揭示了「自由」並非孤立主體的天賦，而是在社會關係中經由「承認—依附—勞動—自覺」的歷史過程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