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各地實設的中華商會尚有不少，但研究較少涉及。在菲華商聯總會之外，禹如鍵關於首都馬尼拉中華商會的研究較具代表性。該會成立於1904年，最初的名稱是“小呂宋中華商務局”，其後配合外在環境與祖國政策，經過多次變革和改進，至1931年改名為“菲律濱崛里拉中華商會”。中華商會是菲華社會第一個自治團體，雖名為商會，服務范圍卻不限於此。舉凡華僑的生老病死，幾乎無所不包，一直是旅菲華僑的生存支柱。該會先後領導全菲華僑，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對抗日益高漲的排華風潮和菲化案，全力維護華僑權益。（32）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在晚清時就己建立，歷史悠久，在新加坡華人社會中居於重要地位。有關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研究概況，新近發表的李秉首、孟慶梓合寫《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研究現狀述評》一文，已有較為詳細的介紹。（33）1969年國際時報社匯編出版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幫派論爭來龍去脈》，主要匯集了有關闡述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內部幫派的評論性文章。（34）顏清煌認為清政府將華商會作為對海外華人進行政治控制和經濟利用的中介，總商會也因此成為當地華人的領導機構。（35）成瑋平的論文討論獨立後中華總商會與華人社會之關系。（36）陳巍、閏華芳對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因追討日本屠殺華人之血債發起對日不合作運動進行討論。（37）劉宏認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是聯接東南亞和東亞華商網絡的關鍵性樞紐，是地方化、區域化及全球化中的重要環節。（38）邵世光對新加坡與菲華商總會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兩商會初期成立宗旨相同，任務類似，都為兩地華人社會的最高社團，兩地政府均運用商會力量以及閩籍華人同占優越地位等處是兩商會相同之特質；相異之點則有組成之會員代表不同，董事理事選舉方式不一、兩商會代表群體不一、立場各異及兩地政府對兩商會態度之不同等。（39）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荷蘭學者Sikko Visscher2007年出版了專門探討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著作。該書中描述了商會與國家關系的變化，也通過對商會領導者的分析，來解釋其成功的原因。書中也考慮到中國的商業慣例及與政府、市場的互動。（40）為數眾多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紀念特刊，也匯集了一部分論述該會內部相關問題的文章。此外，葉家豪探討了1945至1965年期間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商政角色之延續與斷裂。（41）楊進發考察了1912至1914年間新加坡新舊中華總商會的演變，揭示了辛亥革命中國政局變動對新加坡華商的影響。（42） 

 相比而言，學術界研究印、馬、泰中華商會的成果相對較少。袁丁考察了清末印度尼西亞日惹中華商會的建立，認為當地舊有僑長制度在清末已經為大多數華僑華人所深惡痛絕，設立商會得到清政府大力支持，華商遂不斷要求清政府設法取消原有的甲必丹制度，以商會及清朝領事取而代之，表明20世紀初的海外華商群體在觀念意識形態和組織機構等方面都有根本性的轉變。（43）溫廣益認為，荷印最先成立的職業團體，是華僑商人綜合性質的中華商會。相繼成立的巴城、巴厘陵、泅水、三寶壟、坤甸、龍目、日惹、梭羅，巴東、萬隆等中華商會，多達近30處。（44） 

 馬來西亞各地所設立的中華商會組織亦極普遍。石滄金認為在1890年後，華人商會組織的發展順應當時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的聯合趨勢，有利於打破行業和幫派局限。（45）黃露夏撰文分析了詩巫（Sibu）中華總商會的發展與前景。（46）關於馬華商會發展最為重要的著作是黃昆福主持編寫的馬華商會史，全面介紹商會之組織與功能，馬華商聯合會則成為統籌組織。不過因出版較早，近三十余年的情況難以明了。（47） 

 泰國中華總商會亦於晚清時候創建。袁丁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所收藏的清宮檔案，討論了泰國中華總商會的成立問題，認為中華商會是清政府振興實業新政的產物。（48）李慧芬在學位論文中肯定中華總商會在泰中建交過程中的積極作用。（49） 

 這些成果在考察中華商會組織結構及社會活動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海外華商會在華人社會演進中的角色，有些還初步論述了華商會對祖國的認同，以及他們對中國尤其是僑鄉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貢獻，為今後的深入探討奠定了基礎。

 ③存在的不足與缺陷

南洋華人社會研究整體上較為豐富，華商、華人組織是其重點，由此出發需要對華人的經濟活動、生存狀態進行全面探討。從早期的謀生立命，到後來的華商網絡，華人近幾百年的奮斗史晰然在目。南洋中華商會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研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並取得了些研究成果，關於商會的組織脈絡及功能有所了解，在方法上既有功能-結構論者，也有網絡關系論者，也有社會環境論者，值得借鑒。但是，無論是在研究對象、內容、主題，還是研究視野與方法等方面，都有進一步突破與深化的空間。具體而言，現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其一是研究對象、內容、主題發掘不充分。在研究對象的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囿於一地或一國，缺乏對南洋地區中華商會的整體性研究。更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在考察所屬研究對象時，甚少對比分析不同地區和國家中華商會組織及活動的異同，它們之間關系的探討更是付諸閑如。因此，已有成果僅展現了中華商會的局部面貌，關於其整體發展史並不清晰。不僅如此，已有研究在時段上的選擇還大多限於對清末民初，忽視了對20世紀中期和後期的探討。由其所致，人們對各國中華商會發展脈絡的了解不完整，對南洋地區中華商會組織史的發展也缺乏整體把握，對組織制度之變化需要更加動態的觀察。另外，中華商會之間的相互聯系與比較研究極其不足，由此導致對於華商網絡的理解過於局狹。 

 在研究內容方面，關於中華商會與華商、其他華人社團之間關系的探討也有待進一步深入。盡管不少成果均考察了中華商會的興起及組織結構，但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華商尤其是有影響力的商人對商會組織變遷及活動開展的重要影響。中華商會與華人社會間的關聯度，包括商會組織與會館組織、宗親組織、政治組織、公益組織之間的復雜聯系，以及商會在華人社會形成演進中扮演何種角色等，均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需要提及的是，無論是對中華商會組織的考察，還是對商會與其他團體關系的分析，均不能忽視對人——有影響力的華商-與組織之間關系及其作用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