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富人階層社會責任感貧弱的原因，有淺層的也有深層的，有近因也有遠因，有硬約束方面的也有軟約束方面的。但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說，其原因主要在於缺乏道德信念的支撐。西方商品經濟的崛起有一種很深的文化背景，即馬克斯·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與商業行為的內在聯系。

中國傳統文化在總體上是貶抑商業活動的，因而在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中難以找到傳統文化資源的支持。誠然，我國明清時代亦湧現出了徽商、晉商、陜商等儒商，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儒學與商業的特定結合。但是，由於近代以來幾次對傳統文化的顛覆性否定，這一傳統受到了致命的解構。因此，人們解除了傳統倫理本位主義的約束，同時又受到現代市場邏輯的宰制，人的趨利動機得到了空前張揚。

於是，一弱一強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道德失序狀況。如果金錢和財富占據了目的王國，就意味著排擠掉了比金錢和財富更超越的世界。在韋伯的揭示中，新教倫理始終把金錢和財富的創造當作手段，從來不讓它玷汙目的王國。賺錢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其行為的性質大不相同。按照韋伯的說法，西方新教倫理使商人拼命賺錢帶上了神性的意味，它表達為一種超越的動機，即以其商業活動兌現上帝賦予人的“天職”。如果沒有類似的文化資源為人們的商業活動提供一種超越性的動機，那麽商人的賺錢和致富行為就難以受到一種內在的道德約束。這正是我們今天社會和經濟生活中所最為缺乏的東西。道德自律及其所決定的責任感缺失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的。

在西方社會，現代化進程是經歷了幾百年才完成的，然而對於中國社會來說，這個過程（主要以經濟起飛和高速增長為標誌）被壓縮為幾十年的短暫時間，這種時間上的濃縮造成了文化觀念上的不適應。因為一種文化的成熟，其速度要比單純經濟增長緩慢得多，經濟可以通過人為的方式實現超常規的發展，但一種文化的孕育成熟卻不得不經歷幾代人甚至更長時間的養成。社會的快速富裕化和文化成熟的嚴重滯後，這種強烈的反差和錯位帶來的消極效應之一，就是富人在文化觀念和人格上的暴富後遺癥。一個民族富得過快總會留下某種後遺癥，因為心理成長的節奏滯後於財富增長的速度。

如何才能夠強化富人階層的社會責任感呢？其藥方無非有“猛藥”和“緩藥”兩種，需要標本兼治、雙管齊下方可奏效。所謂“猛藥”，就是從制度安排的角度著眼，加強監管力度，促使富人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譬如企業經營法律法規、稅收制度、社會捐贈制度等的完善和健全。制度層面的建設，能夠為責任感的自覺提供硬約束，“強迫”人們向善。習慣成自然，這是人們的責任感得以自覺強化的必要條件。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人在反省責任缺失現象時總是把它歸咎於法律缺位和法制不健全，認為是人們的法律觀念淡薄和對法律的無知造成的。但許多敗德現象的發生其實並不是由於人們對法律的無知造成的，也不是由於缺乏法律條文造成的，而是有其更深層次的原因。一般地說，知法是守法的前提，不知法就不能守法。但我們同樣難以設想，一個在道德上無懈可擊的謙謙君子，能夠做出違法亂紀的事情來，即使假設他不了解有關法規的

具體條文。道理很簡單，道德的底線遠遠高於法律的底線。

因為社會責任的履行有賴於責任感或責任意識的自覺，它離不開道德的培養或養成。這歸根到底與文化信念和信仰有關。作為一種文化的後果，它只能是文化長期積澱的結果。因此，只有在分享一種內在的含有不可移易的信念的傳統時，人們的道德觀念才能被真正地確立起來。恰恰在這個方面，中國人的富有過於神速，以至於精神上的準備不足。舊有的文化價值體系被現代性解構掉了，新的價值坐標尚待建立，文化的衡準在某種意義上處於缺席狀態。所以，要想真正杜絕這類現象，僅僅依靠外在的他律是無濟於事的。從根本上說這仍然屬於“治標不治本”。不建立有效的商業倫理，不建立自覺的職業道德，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自覺自願地履行社會責任其實需要一種很高的道德境界。因為責任一定是一種義務。而只有道德才能為義務提供保障。

所以除了“猛藥”之外，尚需“緩藥”的作用。所謂“緩藥”，簡單地說就是敦化人的德性。人的德性的根據固然內在地決定於人性，因而具有先天性，但它的誘發和培植卻不能不依靠後天的努力。在現代化運動的狂飆突進中，道德教育的衰弱是造成人的德性脆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於一個民族而言，道德的養成是一項復雜而漫長的社會系統工程，它涉及到整個教育體系的設置和優化。我們過分地注重了青少年的心智的成長，而忽視了他們的人格成長，導致了智性與德性的失衡。我們在知識的傳授方面強調從娃娃抓起，但在人格教育方面卻忽視了這一點。只有把人格塑造提高到優化全民族生存的高度來認識和定位，才能凸顯其戰略意義。


人格塑造的核心乃是使人確立起健全的人生觀，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從而使人能夠立志過一種有信念的生活，拒絕來自外部世界的各式各樣的誘惑，以便在現實生活的世俗化潮流中獲得足夠的免疫力。按照馮友蘭的說法，人生境界依次有自然的、功利的、道德的、天地的四個層次，它們分別對應於傳統社會所謂的“庶人”、“小人”、“君子”和“聖人”。這一劃分在不同時代肯定會有不同內涵和表現形式，但其順序和人生境界的漸次提升，卻含有其不受時代局限的不易之理。缺乏道德信念的商人，有淪為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投機者的危險；同樣地，沒有道德信念的富人，也有淪為喪失社會責任感的金錢的奴隸的危險。

有種說法，叫“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它的提出，意味著對於財富追求的正當性的恢復。這無疑是對過去極左年代過分貶低物質財富、壓抑人的世俗欲望及其滿足的反撥。但是，隨著社會評價尺度向金錢的傾斜，以拜金主義為特征的意識形態所塑造的“一切向錢看”的價值取向，把道德和良知擠兌出人的心靈世界，僅僅剩下對於財富的追逐、攫取和占有，那也只能導致人的物化和沈淪。拜金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其社會基礎在於商品經濟及其市場邏輯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獨斷化。其實，任何一種尺度倘若在整個社會中走向獨斷，都是可怕的和有害的。無論這種尺度是政治的抑或是經濟的。

現在，人們迷信所謂“市場經濟一搞就活”，結果陷入了另一種偏頗之中。對金錢和財富的崇拜，恰恰解構了使道德賴以成立的懸設。“道德滑坡”就像影之隨形般地來臨了。我們今天迫切需要做的，不是一味地譴責敗德現象，而是應該改造使其得以發生的社會土壤，這才是釜底抽薪式的工作。就像美國經濟學家奧肯所說的，“市場是有效的，然而又是有限的”。我們必須把商品經濟及其市場邏輯有限化，在整個社會中開辟出一個金錢失效的領域，這樣才能給人以向善的信心。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代富人的成熟過程，將同時也是他們個體修養不斷提升的過程。鍛造一個配享尊重、配享財富的富人階層，絕對不能離開文化的厚度和高度。（原載《博覽群書》2009年第11期）（愛思想網站 2011-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