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為人們發家致富提供了歷史機遇，使社會形成了一個富人階層。富人不僅僅是一個社會群體，更是一種現象。它的存在，引發了一系列文化的和社會的反應。譬如，對於富人形象的負面評價、對富人行事方式近乎本能的反感、對於富人社會責任的拷問……，成為今天人們熱議的話題。仇富心態就是其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


人們之所以仇富，究其原因，大致可分為傳統的、道德的和心理的三個方面。

第一，傳統文化中悠久的平均主義觀念作祟。我國是一個小農經濟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農業文明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一“均貧富”的特點塑造了人們的平均主義觀念，使人很難容忍貧富懸殊的經濟格局。另外，“過猶不及”的中庸觀念，使得人們在欲望方面反對貪婪和奢華，反對冒尖，而追求“知足常樂”。這又反過來在客觀上助長並強化了平均主義的格局。

第二，人們懷疑富人的“第一桶金”是否“乾凈”。從歷史上看，原始積累往往伴隨著不義之財（有人把它稱作富人在財富上的“原罪”），加之中國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無商不奸”、“為富不仁”的成見，所以人們總是偏好從道德上考量財富來源的正當性。當然，人們並不仇視那些依靠誠實勞動得到財富的人。但是，在一個社會處於劇烈變革的時代，往往存在著一種或長或短的舊秩序失效而新秩序尚待建立的“無序”狀態，從而為個人的財富積累提供了某種歷史機會。因為在“紅燈”不亮、“綠燈”也不亮的時候，往往意味著人們可以不受約束地釋放自己的欲望（致富欲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不必為此付出法律的和道德的代價。在這個意義上，人們的仇富，不過是宣泄一種道德的義憤而已。

第三，心理不平衡帶來的“紅眼病”。一般而言，所謂心理不平衡，是指在金錢、權力、榮譽等方面處在弱勢地位的人，由於差別的比較而形成的心理焦慮狀態。在一定意義上，應該說這種狀態也是一種正常的反應。它有兩種可能：一是刺激弱者自強自立，發奮努力，積極地改變自身的地位；一是使弱者產生嫉妒心理，以至於仇視強者，這無疑是一種消極的態度。仇富心理的存在，一方面提示我們貧富兩極分化的嚴重事實，另一方面表明在這一事實面前也潛伏著某種消極心理。


當然，這些問題背後關注的核心就是富人，也就是商人。在中國人心目中，真正的好商人，應當是“儒商”。何謂“儒商”？在傳統文化中，“無商不奸”、“為富不仁”之類的觀念極其久遠而深厚。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君子”恥於言“利”。這與農業文明和以血緣關系為軸心建立起來的宗法社會及其孕育的文化有關。但是，中國也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說法。也就是說，中國文化並不絕對地排斥“利”，而僅僅是肯定合乎道義的“利”而已。儒商講究“賈道”。其最直接的表現是“講規矩”、“重誠信”，講究所謂“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其次表現為“有道義擔當”，拿今天的話說就是當社會效益同經濟效益發生沖突時，堅持前者優先於後者的原則。最後則表現為“有境界”。儒商之所以不同於小商販，說到底就在於他有內涵，在於他的境界。


這一點，對今天的富人很有意義。因為在市場經濟興起之初，人們僅靠力氣和小聰明就可以發財，或者更多地是憑借機會及捕捉機會的能力而一夜暴富。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成熟和完備，這種情形越來越少。因為市場競爭的實力構成發生了某種實質性的變遷。軟實力的分量和地位將逐漸增強，以至於比硬實力更為重要，甚至具有前提性的意義。那種僅靠拼體力和耍小聰明而坐大的路數不再有效。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競爭與其說是財富多寡和博弈技巧的競爭，倒不如說是文化底蘊厚實與淺薄的競爭。

富人階層是社會中的強勢群體。作為強勢群體，它比其他階層擁有更多的機會和資源，占有優越的社會地位，因而應當承擔更多和更大的社會責任。然而，從現實情況看，富人階層在總體上的權利與義務尚不均衡。富人往往更多地關注權利，而不是義務。而權利總是以義務為其基礎的。據有關媒體報道，從《福布斯》2005“中國富豪排行榜”和“中國10大慈善家排行榜”比較後可以發現，赫赫有名的10位富豪竟無一登上“年度十大慈善家”排行榜。這同國外富人的善舉相比，相差甚遠。據《福布斯》雜誌的美國慈善榜統計，10年內，美國富豪對各類慈善組織的捐贈總額超過了2000億美元。最富有的美國人中20%所捐贈的錢，占全部慈善款的2/3。而據中華慈善總會統計，截至2004年底，中國慈善機構獲得捐助總額約50億元人民幣，僅相當於中國2004年GDP的0.05%，而美國同類數字為2.17% 、英國為0.88%、加拿大為0.77%。

2005年，另有報道說，當時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據《報刊文摘》2005年11月21日第1版）。當然，富豪的“義舉”未必就一定具有履行社會責任的性質，這需要具體地分析。富豪善舉的動機如果是真誠的，而且是匿名的，不圖任何回報，那麽慈善活動就是社會責任感的體現。如果富豪的善舉只是為了他的聲譽，為了“包裝”和造勢，那不過是一種軟性廣告，說到底也只是一種市場行為，從而根本談不上擔當社會責任。因為責任只能出自義務，它與交易無關。


富人階層中當然不乏道義之士，不乏充滿責任感的人。但是，毋庸諱言，作為一個群體，其社會責任的擔當仍然受到人們比較普遍的質疑。富人階層社會責任之缺失的表現是多種多樣的，擇其要者，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經營上的投機行為。在“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出現了使人們最為焦慮的食品安全危機，假冒偽劣、羼雜使假行為屢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

二是權錢交易。利用潛規則尋求“搭便車”，鉆法律法令的空子，進行權力尋租，以此賺取和占有不當財富，大發不義之財。最直接的就是采取偷漏稅款的辦法非法致富。

三是對社會苦難和弱勢群體缺乏同情心，甚至表現出冷漠和無動於衷，“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所有這些，都造成了人們對富人階層的信任危機。信用的缺失，其背後實際上是道德危機。這些消極現象的泛濫，從否定的方面極大地凸顯了富人階層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