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洋中華商會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南洋華人的經濟及社會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如此，南洋中華商會在近代曾經與國內政府及商會有著密切互動，後來雖專注於在地化的商人整合，與國內一度有所隔離，但在20世紀90年代後逐步跨越國界，在推動東亞甚至全球范圍內的華商網絡建構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南洋中華商會的研究不僅可以使中國商會史更為完整，而且由此角度觀察東南亞華人社會及東亞華人經濟圈的整合，在此全球化時代更具獨特的學術及現實價值。學界已經關注到這一課題的重要意義，也有不少優秀成果發表，但現有研究或以國別為界，或分離近代與當下，整體及縱向脈絡尚不清晰，中華商會與華商網絡、華人社會及全球化之關系也需要更宏觀的審視。鑒於此，更需深入發掘史料，縱橫比較，貫通近代與現在，溝通商會與社會，在整體性探討、視角和理論方面有所突破，解析於學術及現實都有價值的真問題。 

中國大陸的近代商會史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興起，至今已走過了30余年的發展歷程。基於史料的深入發掘及問題的不斷拓展，這一主題竟然由微而顯，由內而外，順勢成長，成為中國近代史領域內一門不大不小的“顯學”，既促進了資產階級及商人群體研究，還擴展到城市史、社會史、經濟史、現代化史等諸多領域，在問題討論、歷史解釋及范式轉換等方面都與近代史的發展大勢遙相呼應。（1）近年，商會史在“總體史”及“微觀史”兩個方面仍繼續推進，如商會通史的組織編纂，商會與商團、行會、公會、商民協會之關系，商會之內部組織運作及市場角色等，都體現商會史仍然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海外華商會研究，一直是學界認為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新加坡、日本、菲律賓等國學者對此也有過討論。但在中國大陸，限於史料原因，學者對此討論並不多見。（2）以海外華商會的存在時間及華人的發展空間而論，華商會的主題實己超越單純商會史或社團史的范疇，在華人社會及華商經濟網絡的建構中居於重要地位。在華商跨越國界的互動與合作中，華商會更居於前導地位。由此出發，既可探查華人在地經營與生存的組織形態，還可連接華人的海外與國內世界，解碼華商走向全球化的步伐。本文所論的南洋中華商會，暫以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四國為主。

 一、南洋中華商會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東南亞諸國即中國俗稱之南洋區域。通常而言，南洋的地理范圍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也包括中南半島沿海、馬來半島等地。遠自宋元，近至當代，華人向東南亞移民約有四次高峰，雖背景、成分及目的不一，但持續趨勢不減。（3）千千萬萬的中國移民以華商、華工、華僑、華裔或再移民等型態在東南亞諸國謀生居住，逐步成為海外華人的最大社群，也成為東南亞社會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其中，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四國是華人較為集中之地。近代南洋華僑、華商在生根發展的同時，仍保持著強烈的中華文化與國家認同，既與國內保持著緊密的經濟社會聯系，也參與到國內的民族運動及社會建設之中。在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重大事件之中，南洋華僑的愛國心、民族情都有充分展現。南洋的華人社會，由最初的鄉幫宗親相系，到業緣團體、政治社團、公益團體的發展，其組織化程度在不斷提升。在諸社團之中，中華商會是極為重要的社會組織。在新加坡，早自清末1906年就成立的中華總商會一直延續至今，創立時還曾報請清廷外務部和農工商部批準。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成立之後，起初不僅是當地華人的經濟社會領導組織，甚至還發揮中國政府代理組織的作用來服務海外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檳城，1906年也呈請清廷外務部成立了中華商務總會。在晚清時期成立的中華商會還有印尼爪哇島的泅水商務總會、梭羅商務總會、日惹商務總會、渤良安商務總會、合厘商務總會、蘇門答臘商務總會，緬甸的仰光中華商務總會，另有逞羅（泰國）中華商務總會等，這些商會成立時也都呈請外務部或農工商部批準備案。（4）在今日，華人之觀念雖早由落葉歸根轉向落地生根，國家與族群觀念發生較大轉變，在地化特征極其明顯，但中華總商會在日益緊密的東盟——中國經貿關系中仍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可以說，中華商會不僅是南洋華商之經濟領導組織，也是華商經濟圈、東亞經濟圈乃至全球化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南洋中華商會，既是南洋華人、華商在地生存與發展的見證者與維護者，也是海內外華人、華商交互聯系、溝通有無的組織者和協調者。關於東南亞華商會及華商的研究，是在地國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內容，也是中國史研究不應忽視的主題。其學術議題，關聯到以下多個領域： 

 其一，開展南洋中華商會史的研究，可以使中國商會史的研究更加完整，乃至拓展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中國商會史研究至今，成果已經極其豐碩，但起初與中國商會具有相同制度淵源的海外中華商會，長期以來卻研究極不充分。這一與國內幾乎同步建立起來的商會組織，如何與東南亞各國的華人社會及生存環境結合，歷經政經變動及時代考驗，一直延續至當代，直至走向跨越國界的區域聯合，其中的生命機理值得深入探究。南洋中華商會的組織形態是與近代國內商會不同的，也與當代中國的工商聯組織系統相異。但不論是在近代，還是當代，基於華人文化及經濟合作的交流一直都是存在的。在世界華商大會成立之後，海外中華商會與國內的政府、工商聯、行業協會間的互動更加頻繁。這提示我們，南洋中華商會發展雖有其獨有的路徑與經驗，但中國商會史的研究絕不能人為將其排除於視野之外。 

 其二，中華商會可以為研究東南亞華人社會提供獨特視角，進而推進華人華僑史的研究。在華僑華人史的研究中，東南亞是重要的研究區域，關於華商、華人社團及華人社會的研究也是重要主題。相對地緣和血緣類的宗親組織而言，中華商會是更高層級的社會整合方式，在超脫方言群的限制，統籌華人社會的集體力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中華商會不僅在華人社會中發揮作用，也是所在國家或地區的重要社會組織。因此，由中華商會出發，也可更好去探討華人的社會生存方式。 

 其三，加強南洋地區中華商會的整體性研究，有助於“東南亞學”研究的深化與拓展。近年來，隨著中國快速發展與東南亞各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和外交關系，“東南亞學”愈益受到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重視。因此，加強對在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中華商會的研究，不僅可以清晰地厘清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脈絡，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交往和錯綜復雜的關系，對深入考察中國與它們之間的經濟互動與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