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主題方面，有學者關注到中華商會與在地的經濟規范及區域的華商網絡之間的關系，但考察僅限於新加坡，對於其他各國中華商會及是否存在合作，共同參與區域、東南亞及東亞的經濟一體化之中，則缺乏討論。換言之，華商早期追求在地生存，在今日則在全球化范圍之內尋找市場空間。華人的屬性及中華商會作為較高層級的領導組織，使其在中國的經濟圈中也有重大影響力。在政治與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中華商會也因其集體力量，在所在地區及國家之中居有重要地位。經濟力量與政治影響，是如何發生作用，中華商會在政治參與方面有何表現，如何在政局動蕩或政權更叠之時維護華商利益，如在有些國家的排華事件中如何行動，都是值得討論的重要主題。在地國的公民社會發育之中，在華人的國家觀念及族群觀念發生重大轉變之中，中華商會如何調適應變，在維系華人文化傳統、保持華族的競爭力方面又有何作為，也是重要主題。在中國與東南亞關系之中，中華商會作為具有政治經濟影響力又具有中華文化傳統的組織，在與中國的合作與交往中有著特殊的角色，這在已有研究中已經有所展現，但還遠遠不足。1991年的世界華商大會系由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國中華商會發起，在此後更形成隔年舉行的世界華商盛會。這標志著以中華商會為中心的華商世界經濟圈的形成。對於這一進程，也缺乏討論。此類種種問題，都有完整深入討論的必要。 

 其二是研究視野及方法尚存局限。盡管學術界對華人華僑史的研究，早己從本地化、區域化走向了全球視野。但已有關於中華商會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於組織——制度的考察或者結構——功能的解釋，有些沒有超越民族國家的地理界限和國史框架，對於中華商會與華商社會、中華商會在地區、區域及全球化中的地位、中華商會與華商經濟圈及中國經濟圈的關系缺乏關懷。由此導致中華商會研究的組織史特色較重，靜態研究較多，而對於社會、時代之關聯不足，動態觀察欠缺。在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多在歷史學領域內展開，較多學者關注以史料為基礎來進行論證。但在加強史料發掘之外，更要注重結合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的相關理論進行討論。除此之外，對20世紀南洋地區中華商會的研究，有必要突破“中國中心主義”和“華人社會中心觀”的限制，將其置於東南亞的現代化進程之中乃至世界經濟社會的歷史進程之中進行動態觀察。 

 其三是史料發掘嚴重不足。現有研究主要利用的是報刊資料和商會紀念特刊，忽視了對政府部門（如南京國民政府僑務部門檔案全宗中就留有不少十分珍貴的華商會組織及活動的資料）和商會檔案資料（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保存有歷年的會議記錄）、碑刻、譜碟、地方志等資料的系統收集和利用，更逞論對一些知名華商及其家族進行有組織的訪談，以收集豐富的口述史料。此外，已有對中華商會進行專題性研究的成果利用的資料主要限於中文，對英語、馬來語等外文文獻的使用也略顯不足。更為主要的是，迄今尚缺乏對南洋地區中華商會的資料進行系統地收集整理。資料的不足尤其是不系統也就極大地限制了學術視野和問題探討。

 三、南洋中華商會研究的趨向與思考

 從上述南洋商會研究存在的不足與缺陷可以看出，此項研究仍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需要更多的學者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以取得更多更紮實的研究成果。

 總體來說，南洋中華商會研究有待突破的重難點主要有整體性探討、視角的突破和理論提升等。所謂整體性探討，即是既考察南洋各國家和地區中華商會的個性特征，又揭示南洋地區中華商會的共性特征；既分析中華商會與其他華人社團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又探究中華商會構建商業網絡乃至華商網絡的主要途徑及重要意義。所謂視角突破，即是如何跨越中國和居住國的視角，將中華商會置於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社會進程中加以研究。所謂理論的提升，即如何將中華商會與華商網絡的研究與“亞洲經濟圈”的探討結合起來，推進亞洲近代歷史形成這一重大學術關懷。華人社會之中，不同宗親團體力量極大，也有政治、公益團體。華人也參加當地非華人社團，也發展私人式的關系網絡。因此，華人的社會網絡是極為復雜的，中華商會作為跨越地緣、血緣的組織，層級相應較高。中華商會如何通過組織運作，實現整合，並代表華商參與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活動，維護華人利益，其實是需要細致的研究眼光加以條分縷析。 

 具體而言，在今後的進一步研究中，可以爭取從以下幾個方面獲得新突破。其一，加強搜集整理南洋中華商會的史料。南洋中華商會存在時間長，組織建制復雜，社會經濟活動頻繁，留存了浩繁而多樣的文本資料。在商會自身而言，不少商會創辦有會刊，還有周年的紀念特刊，是全面反應商會活動的載體。在政府的檔案中，商會與政府交涉事務留存文檔極多，早期殖民時期的史料雖多散佚，但是在獨立建國後的史料多有較好保存。此外，在社會及經濟報紙及期刊上，關於中華商會之史料亦屬不少。這些資料均有待系統收集和整理，以便廣為利用。 

 其二，縱向梳理南洋諸國中華商會史的發展脈絡。現有研究多就中華商會某一時期或某一專題，進行討論，缺少對中華商會縱向歷史的完整梳理。如新加坡華商會，泰國中華商會，研究成果本身較少。菲華商聯總會、馬華商會的討論相對豐富，但也有相當大的空缺。從時段上看，中華商會在晚清時期之成立背景、在獨立建國後的活動受到較多關注，但關於近現代相當長時間的歷史，多有空白。因此，雖有一些研究成果問世，但對於中華商會之組織流變尚難形成全面整體的認識。 

 其三，重視南洋諸國中華商會與商人、華人社會組織網絡關系的討論。在南洋華商社會組織中，地緣性的同鄉組織，血緣性的宗親組織最為普遍，但伴隨社會變遷而形成之政治、經濟及公益組織也極為多樣。這些組織的存在及職能，並不能簡單以進步與落後的眼光去看待，它們能夠真實反映南洋華商的生存及社會組織狀態，構成華商生活的組織空間。在現有研究中，對於中華商會與各種宗親社會組織之關系，討論不多。事實上，中華商會作為跨地域、跨業緣的整合組織，在各地多是華商之領導團體。然此種領導，並非超然絕對，而是有待於商會自身之組織能力予以統籌。 

 其四，以整體史關懷加強對南洋諸國中華商會橫向關系的探討。現有研究，多按國別而論，比較研究及相互關聯研究極少。事實上，南洋中華商會最初的建立有大致相同的背景，商會在整合本地華商的同時，也注重發展對外關系。在東盟建立之後，相互之間的聯系更為頻繁。在當代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中，中華商會跨越區域，屢次召開世界華商大會，促進經濟合作與社會交往。在關於東盟經濟的研究中，對中華商會的關注不足，在商會研究中雖有學者關注這一現象，但在史料及問題探索方面還有很大空間。 

 其五，深入研究中華商會與華商經濟圈構建這一重大命題。中華商會由在地社區逐步擴展至跨區域的社會組織，在經濟及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中華商會建立之初，主要是溝通中國與在地華商之關系。後因應華商在地化的需要，中華商會的跨域（地緣、血緣與業緣）整合效應日益增強。華商意識到需要不能完全局限於方言群的社區范圍中，商會不僅增強相互聯結，也與其他社會組織、政府機構建立聯系，同時還交換信息、合作互利，運用集體力量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內外的經濟平臺。在1991年後，由南洋中華商會首倡的世界華商大會的召開，這意味著中華商會為組織連接點的世界華商經濟圈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