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中華商會是研究華商網絡的重要透視點，有助於豐富“亞洲經濟圈”的研究。中華商會不僅提供地區性的商人整合方式，也是跨區域合作的重要組織平臺。因此，可以藉此考察南洋華商在東南亞諸國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狀態，也可考察華人經濟圈的運行，更可由此討論南洋華商之國家認同、群體心態及與國內之政治、經濟及社會的互動，討論其在區域化及全球化中的角色。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討論，還有助於剖析東南亞經濟社會現代化快速發展的原因，對打破“歐洲——西方中心論”，重建近代亞洲史實這一重大學術關懷也大有裨益。 

 近現代南洋中華商會研究亦具現實關懷和應用價值。南洋中華商會研究課題組是期望通過史料的發掘和整體性探討，完成關於南洋中華商會的通史論述。這既是對中華商會的歷史發展及其在今日全球化中角色的學術總結，也可以為中華商會在今後的發展提供經驗與教訓。對東南亞諸國政府而言，中華商會既立足於當地，同時也運用華人的經濟與社會網絡，服務於所在國家及區域范圍內的社會進步。區域和全球范圍內的合作固需政府之間消除歧見，精誠合作，而民間的社會經濟力量及其自主發展也十分重要。 

 對國內來說，過去對於海外中華商會了解不足，實際上制約了國內工商界參與到華商亞洲及至世界經濟圈的主動性。國內的商會制度較為特殊。在1949年後，中國的商會制度被導入黨政體制之中，統戰成為主要職責，而市場服務職能嚴重弱化。在改革開放之後，各地工商聯雖在積極改革，行業協會亦在尋求市場化方向，但商會與工商界之間的聯系仍是重政治輕經濟的局面。工商聯的代表力和執行力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而在區域及全球化的經濟競爭與合作中，中國仍十分欠缺民間自組織的社會力量。如何通過穩妥的制度建設與政治改革，恢復國內商會、行業協會的市場活力，不僅需要回顧既往，也要放眼海外，科學總結商會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中國的工商界也需要加強聯合，增強與海外的聯系，擴展自身的社會經濟網絡。 

 目前，基於中國的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的地位，海外華商的經濟回歸現象極為明顯。在內外合作的過程之中，海外中華商會的組織網絡可以提供高效直接的合作機制。現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已經取得突破，相互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但在合作之中，仍存在不可避免的競爭和矛盾。這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是極為正常的，關鍵是尋找到合適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中華商會在政府和民間的溝通之間，具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因此，可以說基於當前中國在外交與經貿關系上與東南亞的緊密聯系，此項研究對於中國如何充分運用中華商會之組織力及文化吸引力，建立民間化的經濟交流及合作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經歷百年發展的中華商會，從起初的在地化整合逐漸擴大至較廣闊的區域范疇，進而又走向更寬廣的全球范圍。中華商會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其最可貴的是基於經濟交易成本及社會生存資本而形成的團體整合與協作機制。現今中國與東盟、世界交流與合作中，機遇與矛盾同在，以中華商會為組織基礎，以世界華商大會為平臺，可以使不同地區的華商能夠共同把握經濟大勢，促進雙邊及多邊的合作共贏。可以說，團體整合與團體交流是跨區域合作的重要基礎。東南亞中華商會在促進華商經濟圈的組織化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促使華商對自身認識及群體意識的蘇醒。東南亞中華商會推動中國商會和海外其他國家中華商會互相聯系。在經濟網絡的意義上講，華商經濟圈的建構是包括東南亞、中國及其他國家華商在內的世界網絡。對南洋中華商會的研究將會顯示，華商的社會網絡、文化網絡與經濟網絡是相互作用的，雖然隸屬不同國家，但同源同種的文化認同卻是合作與理解的重要基礎。

 二、南洋中華商會研究概況 

 迄今為止，海內外學術界對南洋中華商會雖無整體性的系統研究，但也有諸多學者對南洋一些國家或地區的中華商會分別進行了探討，並取得了極為突出的研究成果，下面對這些成果予以簡略介紹。 

 ①中國商會史與南洋華人社團史中的南洋中華商會研究 

包括南洋地區在內，海外中華商會與國內商會一樣，都是在清末開始成立的，並且都受到當時厲行“新政”的清朝政府的大力倡導與支持。清廷還曾委派考察商務大臣赴南洋各地考察商務，予以勸導，強調“嗣後商務日有振興，則商會亦因時推廣，其南洋各商以及日本、美國各埠華商較多者，亦即一體酌定設立總分會”。所以，海外中華商會一開始即與清朝政府以及國內商會有著密切的聯系。正因如此，在國內商會史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海外中華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