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以儒商為切入點，嘗試探究儒家倫理在現代社會的作用。所謂儒商，指懷抱儒家道德價值的商人。本文首先構造儒人的理念型，作為衡量儒商的準繩。研究通過熟人推介，以深入訪談方式，共走訪了40位企業家。結果顯示，講求道德價值的儒商，做生意的時候雖然未必物盡其利，總可以在利害計較的市場找到一席之地。由此可見，以儒家倫理來抗拒現代社會工具理性橫肆，並非能與不能，而是為與不為的問題。 

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是以儒商為切入點，探究儒家倫理在現代社會所可能發揮的作用。現代社會的特征很多，但最基本的一點，就是韋伯（Max Weber）所指的"理性化"過程，或者說是"工具理性"發達。所謂"工具理性"，顧名思義，即只講手段，不問目標。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不管目標是什麽，只要目標既定，就能提供達到這個目標的最佳手段。戰場與商場是工具理性最易顯彰的地方，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目標已定，而且確實無疑。前者的目標是勝利，後者則為了賺錢，同樣是充滿競爭氣味的制勝處境，或者說是弱肉強食的"賽場"（喬，1995）。現代社會由於工具理性發達，人類控制、駕禦客觀環境的能力增強，生產水平大幅提高，物質生活顯著改善。然而由於工具理性的威力所向披靡，無所不至，以致人類一些基本價值倍受蹂躪，特別是傳統上賴以凝聚社會的力量分崩離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

哈貝瑪斯（Jurgen Habermas）繼承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ort School）的傳統，力批工具理性，認定此乃扭曲了的理性， 是現代社會許多罪惡的主要源頭（Bernstein, 1985, 6 ）。 他提出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旨在填補工具理性的不足， 使現代人由單方考慮的成功導向轉到雙方協調的溝通導向，在日常生活世界重新建立飽受工具理性摧殘的團結基礎。按照哈貝瑪斯的分析，在蘊藏工具理性的"體制" （system）壯大並取得支配地位之前，人在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動由共識（consensus ）來協調， 此共識一方面通過溝通而達致，另方面則由規範所制約（Habermas ,1987,150）。由此可見， 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不能撇開規範道德而單靠溝通理性來解決。

這正是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可以發揮所長之處。在協調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動方面，孔子的學說剛好補哈貝瑪斯的不足。他與蘇格拉底不同，並不重視辯論和溝通，對溝通技巧甚至有蔑視的傾向（如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也未嘗就溝通理性的問題有所論述。當然，哈貝瑪斯也講倫理和規範，但大抵還是環繞著"溝通"這個主題而展開，與孔子的關注截然不同，也可以說是互相補充。孔子創教立說，無非是針對當時社會工具理性橫肆、動亂頻仍的情況，在規範共認的基礎上，提出一套建立社會秩序的學說，也就是日後所指的儒家思想（張，1989）。儒家倫理千條萬條，但歸根究底，不外是日常生活世界里頭的做人道理，教人和諧共處、秉正不阿，所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這豈不是抵禦工具理性泛濫的價值泉源麽？我們關注現代人的儒家價值觀，正是基於上述考慮。

到目前為止，有關儒商的論述大抵可以歸為兩類：第一類是比較嚴謹的學術研究，對象主要是歷史人物（余，1987,1996, 1997；　馬 ，1995；Lufrano,1997）。這類研究有個局限，就是當事人已經逝世，只能在留下來的文字上下功夫。資料比較詳盡的，譬如有關張謇（1853-1926）、經元善（1841-1903）等人的記載，也只能顯示他們的儒家價值觀和活動概況。究竟他們如何經商，在面對義利沖突時怎樣調處，乃至於內心有無出現掙扎，則往往語焉不詳，甚至完全沒有史實可稽。第二類以在世的儒商為對象，一般由文人或商家執筆，作傳記式的描述（潘、汪，1995,1996；潘，1996）。 至於從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從事研究的，尚未見到，是以本文所做的，也算是個新的開端。

我們以"儒商"為了解儒家倫理與現代社會的切入點，正因為在他們身上，工具理性與道德價值這兩股力量相遇。如前所述，商場與戰場是工具理性當道的地方，如果在這里活動的人也能秉持個人操守，其他人自然也不會有多大問題。換言之，我們的研究策略是找尋象商場這樣趨近道德真空的"極端處境"，看看能否依然找到一絲一毫的道德遺痕，藉以檢視工具理性在現代社會是否真的無堅不摧。

"儒商"一詞，在最近十多年才流行起來。明清時期的文獻，稱為"儒賈"。用字不同，其義則一。所謂儒商，就是亦儒亦商。"儒"字有兩個含義：一指思想價值體系；二是職業社群，即知識分子。在傳統中國，儒家思想是社會的價值主流，人的思想，乃至於一舉手、一投足，很難不受儒家倫理所薰陶。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所以"儒"的兩個含義可以混而不分。即是說，當時的知識分子，或多或少總會抱持儒家的價值觀念。但自本世紀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儒家思想已經失去了社會價值主流的地位，"儒 "字的兩個含義開始脫鉤。我們不能假定當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懷抱儒家價值的人。

我們的研究目標既然是探究儒家倫理在現代社會所可能發揮的作用，所以賦予"儒商"一詞的定義，就專指懷抱儒家價值的商人或企業家，而非時下一般所采用的"既是文人，亦是商人"，或者是知識分子商人（潘，1995）。嚴格來說，在深入訪談以前，我們無法確定某人是否懷抱儒家價值，因此選擇研究對象時，只好從最低定義出發，就是除了在商言商之外，還有另外一套價值標準的商人或企業家。到目前為止，通過相熟及友好人士的引薦，我們總共訪問了40位屬於這個類別的人，其中8位在香港，4位在臺北，曲阜、臺中、臺南、高雄、深圳各1位， 上海5位，無錫3位，南京8位，廣州2位，新加坡2位，吉隆坡3位。他們的業務涵蓋範圍廣闊，有航運、化工、飲食、旅店、房地產、市場調查、制衣、釀酒、棉織、金融、家具、電腦、電力、電子、汽車零件、出版、書店、玩具制造、販賣玉器、鋼鐵、藥材、建築、廣告、形象設計、音樂制作、百貨等。從規模來看，小至一人經營，大至三千員工、業務分布全球的企業。自性質言之，有國營、私營，甚至產權不大清楚的鄉鎮企業。此外，我們還訪問了7位在這些企業工作的雇員， 包括高層的副總經理、人事主任，乃至低層的倉務員和營銷員。

訪問40位企業家時，11位不方便或表示不願意錄音，其余的都錄了音。每次訪談時間由一小時至兩個半小時不等，其中有3 位企業家分別接受了兩次訪問。

本文以下主要分為三節：第一節討論衡量儒家價值的尺度；第二節以這個尺度為基準，描述受訪商人的儒家特征；第三節則試圖探究商場中義與利的關系，看看在工具理性橫肆的地方，還有沒有道德考慮的空間。40位企業家的談話，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資料，但以論文的篇幅所限，以下只能擇要論述，或者說是勾劃出一個我們思路的輪廊。

一、儒人的理念型

要研究懷抱儒家價值的商人，需要有把專門衡量儒家價值的尺子。由於沒有現成的可資借用，我們首先要構造一把。以儒家思想作為研究對象，由來久遠，但是從科學的角度來從事實征研究，大抵是二三十年來的事。一直以來，無論是中西學者，"儒家"一詞用得很濫，差不多凡是傳統中國的，甚至是小農社會一些共有的行為模式（如重視人情），都算在儒家的帳上（顧，1996，3-4）。如果不首先把概念厘清，研究出來的成果就很有限。

所以，我們首先要著手構造一個"儒人"（注："儒人"一詞康有為用過。據說有次他造訪江北大儒張謇，張聞康乃江南第一才子，聲名顯赫，而自己以江北第一才子自居，兩雄相遇，故出了一道上聯，旨在考考他的功夫。上聯是這樣的："四水江第一，四方南第二，先生來自江南，還是第二？還是第一？"康不慌不忙，沈吟一會，揮筆寫出下聯："三教儒居先，三才人居後，小子本是儒人，不敢居後，不敢居先。"）（Confucian actor）的理念型（ideal type）。說起理念型， 很自然的想起韋伯（Max Weber），但這並不是他所首創， 而是從一位憲法學者那里借過來用的。

簡單言之，理念型只是個思維圖像，或者說是概念工具，通過去雜提純，片面強調具體現象的某些方面，省略其他方面，從而到達概念或思維圖像的內在一致性。這麽一來，理念型就像烏托邦一樣，只是我們構造出來的思維圖像，在現實世界里頭是找不到的。它的作用，等於是一把尺，用來衡量具體人物或現象，看看現實與理念型之間的距離有多遠（Weber,1978，23-25）。在方法學上，理念型解決了社會科學家一方面有價值關懷，另方面要保持價值中立的兩難處境。他可以依照自己的價值關懷去構造理念型，但理念型出來之後，自身就成為客觀的量度工具，量出多少就多少，不會因為他的價值關懷而有所改變（顧，1992，187-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