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蒂利所指出的，故事並非獨白，相反，它永遠發生在對話中，雖然故事試圖建立起一個因果鏈條，但是我們絕對不能低估它的修辭本性，除了借助於邏輯的力量，它還要求故事的講述者——無論它是醫生還是執政者——對人的性格與情感有透徹的了解。在講述故事的時候，講述者不是在居高臨下地宣布一個言辭鑿鑿的定論，他們在和聽眾進行對話，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仔細觀察和評估接收者的反應，試圖說服對方接受這個故事並因此激發相應的後續行動：病人從此接受醫療方案，被統治者重新確立對統治者的信心。

作為“專業”的理由，我們在日常世界裏很少遇到“準則”，除非你遇到了法律和醫療糾紛，又或者出現在講座、課堂、布道會、官僚機構這樣的場所。準則無需太多的解釋，它就像《第二十二條軍規》，哪怕荒謬絕倫，僅僅因為它是準則，就足以堵上發問者的嘴巴。蒂利以親身經驗為例，他曾經計劃覆印一些重要的十九世紀米蘭家戶資料，但是在米蘭市檔案館裏，工作人員告訴他只有手持市長的授權信才能使用這些資料，當蒂利費盡周折拿到市長授權信後，工作人員仍舊拒絕了他的拍照請求：“這個小個子男人大步流星地走到窗戶旁，取出一本體積龐大的市政檔案規章，翻到其中一段，宣稱‘檔案館以外的任何人不得對檔案內容拍照’，然後將一只手放到這本厚書上，舉起另一只手，宣布：‘我必須依法辦事。’”

不妨說，在四種理由類型裏，準則是最不像理由的理由，因為它常常讓人產生不可理喻感，但另一方面，準則又具有理由所需要的最根本特質，因為它是不可挑戰的。當工作人員拋出“這沒有理由，就這麽規定的”的準則式理由時，蒂利唯一的選擇就是用筆抄錄下全部的資料。

“專業表述”和慣例、故事、準則有何不同？按照蒂利的定義，專業表述將因果解釋（而非適配性邏輯）和專業領域知識（而非生活常識）結合起來，這讓它一方面擁有了故事所具備的強大解釋力，另一方面又像準則一樣難以理解。

在評述賈雷德·戴蒙德的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成功的原因時，蒂利指出：“如果戴蒙德說服了我們，原因不在於他給出的理由耳熟能詳，不在於它們符合通常的準則，也不在於它們講述了生動淺顯的故事，而在於我們信任他的論證方式：提煉既有的專業證據，據此排除某些候選原因，提高其他原因的可信度。”不妨這麽說，最優秀的專業表述其實是在講述“高超的故事”，它雖然簡化了因果過程，采用了故事的形式，但相比故事以及其他理由類型，專業論述更“堅持相關現象的覆雜性，堅持多重因果聯系，強調有可靠的行為與社會科學依據的因果關系”。

近十年來，曾經意氣風發的“公共知識分子”被迅速地貶為“公知”。雖然我對此類兒童弱智心理式的取綽號遊戲非常反感，但不可否認的是，公共知識分子也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因為當公共知識分子缺乏足夠的專業表述能力，總是用慣例、故事和規則去教條地解釋覆雜多變的經驗時，這種說教對於已經有了辨別能力的讀者來說，總有一天會敗壞他們的胃口，進而敗壞講述者自己的信譽和名聲。

正如蒂利在書中反覆強調的那樣，理由的給定是一種社會活動，“理由的可信度永遠取決於言者和聽者之間的關系”。關系絕非靜止的給定物，恰恰相反，關系始終在理由的交換過程中發生變化，時近時遠，彼長此消。

“9·11”恐怖襲擊是貫穿本書的一個典型案例，我們不妨用它來對本書做一總結。拜電視之賜，全世界都直擊了“9·11”恐怖襲擊的現場，這或許是人類歷史中最震撼人心的集體經驗。驚駭之余，每個人都在尋找可以讓他們心安的理由。“慣例”的解釋可能是：“現代生活遍布危險。”這是茶余飯後熟人之間最常出現的感慨，但如果紐約市長打算在新聞發布會上用這個理由搪塞，他一定會淹死在人民的口水裏；“故事”的解釋也許是：“恐怖分子幹的，但玩忽職守的官員給他們提供了機會。”這讓人們有了問責政府的充分理由；“準則”的解釋則會這樣說：“因為我們有自衛的自由，我們必須打擊恐怖主義。”鮑威爾和小布什就是這麽向人民宣誓他們的意志和信念“9·11”事件委員會的成員則從近端原因（恐怖分子網絡的組織和策略）、長期原因（恐怖行動作為政治策略的優越性）以及根本原因（引發抱怨和不滿情緒的深層根源）三個層次對公眾的疑問給出了“專業表述”。

顯然，在面對“9·11”這類重創社會信心的歷史事件時，任何一種類型的理由都不可能窮盡解釋的可能，也不可能單獨承擔起開創、確認、維護和重建關系的職能。此時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調和理由”。

在信息日益透明的網絡時代，在知識結構日趨平等的現代社會，我們很難想象“反正我信了”之類的“不是理由的理由”還能大行其道。就像蒂利所指出的：“即使理由給予者和接收者之間存在距離或不平等關系，只要接收者具有明顯的影響給予者後繼福祉的權力，給予者就會從程式轉為因果表述。”“理由的接收者通常會要求給予者做出因果解釋，以此挑戰對方所宣告的優越性。”一個健康有序的現代社會不僅需要統治者調和各種理由，學會講述“高超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每個人都成為理由的質疑者和提供者，而非僅僅是被動的接收者。

蒂利在序言裏說：“本書的宗旨不在於推進同一領域的相關研究。如果看完它的讀者對自己和別人就‘為什麽？’這一問題的回答有了更透徹的認識，至少是不一樣的認識，我的目的就達到了。”我一向認為，一本好的社會學著作，不僅應該做到於無聲處聽驚雷，在瑣屑的生活細節中見微知著，而且應該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情不自禁地借助作者的方法去檢驗生活和理解社會，產生“原來如此”的恍然大悟感，乃至“何必當初”的痛徹心扉感。

顯然，蒂利的這本小書完美地實現了這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