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例子是熊先生，他繼承父志，創立了一間圖書公司。他出生於江蘇省阜寧縣的一個望族，但隨著日本入侵，家道中落，早年過著非常坎坷的生活，到處流浪，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作為書香世代的後裔，這命運的煎熬是難以承受的。後來他隨家人輾轉去了臺灣，在機關工作了一段時間，覺得沒有多大意義，於是以微薄的積蓄，於70年代初期開辦了一間小規模的出版社，出版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他專注於社會學，對這門當時新興的學問不僅懷有極濃厚的興趣，而且認為足以促進國家富強，社會進步。在臺灣，社會學專著的市場很小。臺灣以外，差不多沒有市場。所以經過二十多年艱苦經營，公司的收入除了養活一家人之外，所余無幾。在這些年里，他說有許多機會，只要出版些迎合大眾口味的書，就能賺錢，但他表示不願意這樣做，因為這不是他的理想所在。他說：

我假如為了生活，或者為了利潤賺錢，其他行業，可能我得到的，應該在經濟補償，在生活補償上應該好一些。但是我做出版，我感覺我是產生知識，對我講我感覺有價值。我自己不能直接生產知識，我贊助別人生產知識。……我的理念是，僅僅為一個職業，一個工作，也就是為了生活呀，我是不大滿足的。換句話說，還要有點事業價值。……所以我一直希望把事業、職業合而為一。

為了追求他的理想，熊先生非常節儉，大約十年前，他來香港，寄居於一間賓館，筆者前去探訪他，發覺房間除了足以放下一張單人床外，便沒有什麽空余的地方。那時候，香港的物價還很低廉，他理應可以入住三星或四星酒店。但他寧可把賺得的錢用在出版方面。對他來說，只要公司能夠維持下去，出版好書比賺錢更為重要。

其他接受訪問的商人或多或少都有這種理想。張先生是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家，他說他出來經商，最終目標不是為了物質回報，而是完成在家鄉建立一間學校的夢想。他說：

我出來搞這個私營企業，我自己並不是想將來我有錢啦，我要蓋什麽洋房呀，我要什麽……，這個都無所謂。人生就那麽短，我說人生就是路上的螞蟻，誰走著咯的皮鞋，一釘上去，就沒有了。……就是，自己睡到床上，……回想我覺得我還是做些事情，……好好幹一下，幹一下子之中，好好的蓋一所學校。總覺得教育是本，而且我總覺得道德教育更要注重一些。我在小的時候，我父親常講一句話，說曾國藩講過這麽一句話，道德是救國之母。

無論是熊先生要幫助別人生產知識，還是張先生在家鄉蓋一所學校的夢想，都蘊藏著一種關懷意識，關心自己利益以外的人和事。張先生提及，他曾經供養過一個男孩子讀書。他覺得該孩子肯學習，很用功，故栽培他，也不期望回報。他對該孩子說：

我供你讀書，你不必怎樣，最重要，第一，要報效你父母，報效他們養育之恩；第二，要報效國家；第三，要堂堂正正做人。

這番話，充分顯示了張先生的一派儒家本色。

林先生是吉隆坡一間中小型企業的東主，在訪談中，他提到早些時候大女兒懷孕，身體感到不適，他的妻子就服侍她，叫她躺在床上，不要動，多休息，煮東西給她吃。後來，他自己家中的菲律賓女傭也懷了孕，也感到身體不適，他的妻子同樣服侍該女傭，叫她不要動，多休息，還弄東西給她吃。他的大女兒看在眼里，不以為然，說媽媽不該如此，但他的妻子說了一句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這里，林先生說的雖然是妻子的事，但他顯然是贊同她的行動的。

儒家意識模式的其他方面，如反省意識和內在動機，於訪談中比較難以顯現出來，但也不見得是毫無蹤跡可尋。譬如張先生強調做生意要以誠待人，當訪問員問他："如果對方是很狡猾的人怎麽辦？"他回答說：

我總覺得再狡猾的人，他總是有情，有情有義。我把他提出的再苛刻的條件，我都達得到，我總覺得他自己應該反省一下，這個事情究竟是誰錯了，那麽他自己最後認為，……他自己不認為，別人也會指出來，最後他總會覺得某某企業，某某人是不錯的。因為這個人嘛，總是，在某種時刻，某種場合下，你可以違背良心，說假話，對不對呀？但是論長遠、論你自己在一個人的時候，不能自己對自己把良心打掉。……所以，我還是相信以情、以誠在市場上做生意。

張先生在這里說的，雖然是個假說中的人，但所表達的做人立場，正是他自己的意識模式。前文述及他曾供一個孩子讀書，所提出的三點期望，包括要"堂堂正正做人"，顯示出儒家意識模式中行義向善的內在動機。

受訪商人許多都是通過興辦學校與文教事業，來表達他們的關懷意識。教育之所以受到重視，一方面因為它是個人攀往社會上層的主要階梯，另方面顯示了中國人心目中人性可塑的、根深蒂固的看法。張先生認為，人性既非本善，也非本惡，一切視乎後天環境，所以教育格外重要。他不認為人人真的皆可以成為聖人，但只要努力，以及得到適當薰陶，則會從善。

在我們訪問過的企業家當中，曹先生表達出最鮮明的中庸取向。他看來對《易經》頗有研究，在我們談到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時，他走到懸掛在會客室的黑板前面，借助太極圖來暢論西方自中世紀以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起伏盛衰。根據他的理解，太極圖中間的分界線就像儒家的中庸線一樣，是調節事物均衡發展的中樞，黑的一面與白的一面都要洽到好處，過猶不及。他強調看事物要從整體出發，以期達到各方面和諧和穩定。

具有中庸取向的商人，當然也要謀利，但是他們並不像經濟人那樣以最大利益依附，往往也有情的考慮。陸先生是南京一位私營企業家，他承認，在中國大陸經營企業，很難避免墮入關系網中。根據他的理解，所謂關系網，基本上就是"情"，或者說是"人情"。他認為如果情能到位，事情就好辦。但是他強調，在面對關系網的時候，有三點考慮：第一，它是不是合法的；第二，它不能危害社會；第三，一定要皆大歡喜。

訪問員旋即問道："有時很難做到皆大歡喜，因為某方多拿，另一方就少拿。"他的答案節錄如下：

陸先生："這次我多拿，下次他多拿，便可以皆大歡喜。"跟著他提到中國一句古話："吃虧是福。"

訪問員："如果您總是吃虧，那麽您的企業怎麽維持下去呢？"

 陸先生：當中國人說吃虧是福，不是叫您經常吃虧。最重要是您要爭取吃虧，以致對方不讓您吃虧，那麽整個企業就會興旺。相反，如果您不願意吃虧，結果剛好相反，因為對方偏要您吃虧。"

三、商場的義與利

也許基於東方商人的成功經驗，西方的經濟社會學自從80年代以來，便一改初衷，認為社會制度與文化價值可以促進經濟的理性行為。格蘭諾維特（1985）的"嵌入論點"可以說是此一轉折的里程碑，其主要論點是：當經濟人自願放棄爭取最大收益時，整個經濟體系會運作得更為有效。為什麽呢？這一切，都得由市場缺陷此一現象說起。

 按照斯密（Adam Smith）原先的論述，當每一個人受自利的心理所推動而爭取最大收益時，所產生出來的總體效應，也會是最大的。但日後的經濟學者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以工會為例，由於勞方與資方所達成任何協議，工人不管是否工會會員，也會得益，因此無人願意入會交費。問題的核心在於交易成本，當人人想著要乘順風車時，交易費用便顯得昂貴。相反，如果社會制度或文化價值鼓勵從事經濟活動的人節制自私行為，並保證不會因他人的自私行為而蒙受損失，則大家都會得益，這就是"嵌入論點"的中心思想。

隨著經濟學者日漸意識到交易成本的重要性，以及市場經常出錯，他們的注意力就轉移到社會制度對經濟活動的正面作用。自80年代以來，經濟社會學對制度、社會關系、規範、信任，甚至情緒在經濟生活所扮演的角色，興趣與日俱增（Streeck，1992；Powell，1990；Elster，1989；Gambetta，1988；Frank，1988）。譬如多爾（Dore，1987 ）就認為，日本經濟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儒家倫理對自私行為的約束，而且通過制度化，使交易成本顯著減少。

 經濟行動的不穩定性，使信用及信任在商業世界更形重要。如赫須曼（Hirschman，1985）所言，經濟行動有些可測性甚高，有些則有風險，甚或不穩定。從可測性高到具有風險再到不穩定狀況，行動者就愈趨猶豫。但有些事情非常重要，必須有所行動，處此情況下，人如果受到規範約制要比純從經濟觀點出發為佳。如果行為的結果是確定的，那就毋須信任。但是正如麥克弗森（McPherson，1984）指出， 欺詐的機會到處都是，而警察不是無所不在。面對不確定處境，信任是需要的，而誠實肯定會減低經濟交換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