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體制下不會產生偉大的藝術，這一點，19世紀的詩人海涅、小說家司湯達（Stendhal）、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早已點明。



凱恩斯一方面再度揭發資本主義扼殺文藝的罪惡：每一代人都會樹立永久的紀念碑，以便崇尚莊嚴，彰顯美麗，表達時代精神。比這類紀念碑更重要的是各種持續時間短暫的儀式、表演和娛樂活動，這樣的活動不但可以一般人工作之余可以借此獲得愉悅，而且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社會的一分子。…

另一個是政治上的。從表現形式來看，不同的藝術在公共性和私人性，建築是公共性最強的藝術，其次是音樂、表演藝術、造型藝術和工藝美術，最後是詩歌與文學。政府的責任是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它所應資助的主要是各種“公共藝術”。但即使是公共性藝術，英國政府也未予支持，如不再保護受到開發破壞的鄉村、不再修繕林肯大教堂等。



而且，一些最具公共性的莫過於公共表演和公共儀式，不只是英國，而且西方民主國家都普遍被忽視了。民主政府和輿論將這類公共藝術或視之為古舊的奇特之物，或視之為野蠻的、或至多是幼稚的行為。



凱恩斯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也將是災難性的誤解。因為同一地方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慶祝、共同感受，是人類的一種普遍性需要；而這類活動所喚起的共同感情也是地區、民族與國家的聚凝力之一。無論從滿足公民需要還是強化國家整合來說，政府都應對之高度重視。那麽民主政府何以不鼓勵、不支持這樣的活動呢？據說，這是因為政府擔心大量人群的積聚可能會導致動亂。…

高更稍後來補充道：“那些獨立藝術家的才華和他們樹立的榜樣足以說明經費的無用和官方藝術部的無能。庫里埃的話至今仍是真知灼見：‘政府鼓勵的東西日趨衰落，政府保護的東西壽終正寢。’……”[47]



對此，我們或許能夠用19世紀政府資助方式的不完善來解釋，但當代的情況又如何呢？直到20世紀末，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還發現，存在著“國家資助者像私人資助者那樣將掌握國家權力的作為資助的對象或者甚至組成一個‘作家’、‘藝術家’、‘研究者’的小朝廷”的現象，存在著“國家資金常常用來支持矯揉做作的藝術粗或官方藝術，國家訂貨很容易被政治壓力所左右”的現象。[48]…

這一簡要的歷史敘述表明，文化藝術在經濟上不能自我維持，而傳統的恩主還是現代的的市場，在支持、回報藝術方面都有內在的不足。文化藝術的繁榮，需要有新的贊助方式。

當代文藝的贊助體系，主要由社會主導和政府主導兩個體系。不同的社會組織有其特定的考慮和動機，為了獲得這種贊助，藝術家必須遵循組織所制定的繁縟的標準，藝術品則被用於體現組織的目標，成為公共關係的一種工具，因此很難體現其公共性。這是一個需要重新討論的主題。這里主要討論的政府資助問題。

政府的文化政策基於不同的國情和傳統。在歐洲，藝術資助主要來自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這樣的體制相對簡單、固定、集中化，主要由大型的文化部門來實施。同時，由於藝術人才通常屬於公務員序列，或屬於執政黨政治上的受益人，因此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