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以戲劇為代表的表演型，主導功能是“以演言事”：表演本身就是目的。按奧斯汀的解釋，“以言言事”注重“說話行為本身”（the act of speaking），我們也可以稱“以演言事”注重“演示行為本身”（the act of performing）。戲劇等表演，演出本身即是目的所在。這不是說演戲不可能用來達到什麽目的，而是說目的性並非表演型敘述的本質部分：在表演中，“以演言事”這種功能占據了表意過程的主導地位。[13]

 競賽型敘述，主導功能則是“以演行事”，是“為某目的而演”：表演本身不是目的，取勝才是目的。為了取勝，可以利用規則允許范圍內的各種手段，場面是否好看是次要的：取勝的結果成為表演的本質性部分，是競賽之所以為競賽的原因。按奧斯汀的解釋，“以言行事”是“說話中演示的行為”（the act performed in speaking），“以演行事”也可以理解為“演示中演示的行為”（the act performed in…

1.演示敘述的特點，與記錄敘述和夢敘述的區別

 任何符號組合，只要再現卷入人物的情節，即故事，就是敘述。人類永遠需要聽故事講故事，這來自人類掌握混亂經驗的需求，對生命意義的渴望。人類的“敘述史”，與人類的誕生同時開始，已經有十多萬年歷史：凡是有人，就會用身體，用言語，用實物演示故事，它們是人有生具來的本能。而從人類四萬年前才開始有巖畫，五千年前才開始有文字，用這些媒介表現的“記錄敘述”，在人類歷史上是晚出的。至今各地的部落，可能沒有巫書、歷史等記錄敘述，卻必然有歌舞等演示敘述。…

草亭老人杜綱所撰《娛目醒心編》，刊行於干隆五十七年（1792）；此後，再無重要的話本小說集問世。對於中國白話短篇小說傳統的中斷，胡適與鄭振鐸都深表惋惜，並提出若干解釋。胡氏將清代章回小說的成熟以及文言短篇小說的流行，作為白話短篇小說發達的最大障礙；鄭氏則歸結於古文家既不能也不屑於寫作白話小說，還有就是朝廷的禁止印售(30)。但實際上章回小說的成熟，甚至在“三言”問世之前；且一依“講史”，一據“小說”，各自淵源有異。中國之長篇小說，並非由短篇小說雜湊組合而成，這點史家意見基本一致。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並行不悖，此乃中國小說史一大特色，蒲松齡《聊齋誌異》之成績斐然，本應促成白話短篇小說更上一層樓，怎麽有可能迫使其銷聲匿跡？而歸結於古文家的蔑視與朝廷的查禁，則無法解釋一個簡單的事實：何以同遭厄運，章回小說仍生機勃勃？…

四、教誨、遊戲與諷諭

 “三言”“二拍”的風行，使得明清之際，話本小說的創作進入高潮。文人獨立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已經遠離說書傳統，成為真正的案頭之作。即便仍然使用若干說書套語，也只是一種正在消亡的傳統的遺跡。從明代末年到清中葉，其間雖出現過約四十部話本小說集，值得認真評說的卻為數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