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是由五個十字形水槽構成的，如果把十字形水槽的輪廓用圖畫表現出來，不就是 形嗎？這也就是「行」字的初文，而五個十字形水槽就是五「行」，五「行」其物，是先民據以確定和領會四方和四時的基准。既然古人根據五「行」領會四方和四時，那麼，據以為四方和四時命名，不就是順理成章的嗎？也就是說，古人之所以用「五行」其名命名以四方和四時為基礎的五行體系，不過是因為，他們最初正是藉「五行」其物領會四方和四時以及五行體系的。也正是因此，在後世的五行學說中，五行才與四時、四方密不可分。

綜上所述，陰陽五行學說並非源於對金木水火土的認識，而是源於曆法月令制度，曆法月令制度就是五行系統的知識原型，兩者之間的同構對應關係一目了然，而古往今來的學者竟因《鸿範》之說一葉障目，習而不察，至使五行說的底蘊一直暗昧不明。曆法月令系統不僅是五行說形式結構的原型，也是五行說動力機制的淵源，追本溯源，兩者原是一回事。

三

明乎五行說與曆法月令之學的淵源，則知鄒衍之五德終始說實以曆法月令之學為骨幹，而鄒衍學說則因此成為秦漢思想之骨幹。

《史記·封禪書》云：「自齊威﹑宣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云：「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錢穆推測，《封禪書》所謂「陰陽主運」就是月令之學[8]。在秦漢時期，五德終始說首先是一種實用的曆法術，《史記·三代世表》云：「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其將「終始五德之傳」與「曆譜諜」相提並論，則「終始五德之傳」為曆法之術明矣。《史記·曆書》亦云：「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消息」指日月盈虛運行、陰陽消長而言，鄒衍以「五德之傳」為依據安排「消息之分」，制作曆法，可見「五德之傳」實為曆法之學。而五德終始說作為一種解釋朝代更替和世道治亂的曆史哲學和政治哲學，只是對其曆法學意蘊進行引申發揮的結果,《呂氏春秋·十二紀》後有《序意》，闡釋撰述《十二紀》（亦即《禮記·月令》所本）之宗旨，其文云：「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治亂存亡，謂國家興衰、朝代更替也，可見在《十二紀》作者眼中，曆法月令本身又有曆史和政治哲學的意味。

《周禮·司爟》：「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司農注引鄒衍之說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四時改火是典型的曆法月令之事。鄒衍著書，今無存者，幸賴此文，讓我們一窺鄒衍學術與曆法月令之學之間的關係。

月令之學之所以又稱為「五德終始說」，其根蒂實在《管子》書。《管子·四時》為月令之書，其文有云：

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嬴。……此謂星德。……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修樂，……此謂日德。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其德和平用均。……此謂歲德。……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此謂辰德。……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此謂月德。

因應於四時氣象、物候和農事的特點，王者行政也相應地具有不同的風格，即所謂「春德喜嬴」、「夏德施舍修樂」、「秋德憂哀」、「冬德淳越溫怒周密」以及中央（季夏）之德「和平用均」，這正是月令之學「因時行政」的精神實質所在。四時之德加上中央之德，即所謂「五德」，月令之學又稱為「五德終始說」，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