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過去的挪用是一種社會實踐，運用「文化記憶」這一理論方法有助於闡明其一系列的具體特征。「文化記憶」這個視角總的來說是屬於「記憶研究」的一個獨立分支，而後者始於古羅馬時人們對記憶術的鑽研，亦即，將記憶作為一種技術性學科。記憶術的提出是受關於古希臘詩人，凱奧斯島的西莫尼德斯之故事的啟發。據西塞羅所述，西莫尼德斯即興創造了一種記憶技巧，精確回憶起一次宴會上所有與會者在會場坍塌前的座位安排。

他的還原使得每一個死者得以被准確指認，從而恰當落葬。自亞裡士多德的《論記憶與回憶》起，包括無名氏的《致赫倫尼烏斯的修辭學》、西塞羅的《論演說家》以及昆提良的《演說家的培養》在內的三部作品都一致將記憶視為一種服務於公共演講的修辭技巧，尤其是根據「處所」從思維層面來給想法和表達「定位」的技巧。正如耶茨和卡魯瑟兩位學者所述，諸多中古及近代的著作都陸續對這些早期的論述進行了拓展。在文學研究領域，麗奈特·拉赫曼在使記憶理念延伸至互文性的闡釋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雖然程度有別，「記憶」如今也見於早期中國的學術研究中。

本文的目的並非對籠統意義上的「記憶」或特定意義上的「文化記憶」有關的個別漢學研究進行評估，而是通過清楚地勾勒兩位阿斯曼教授所定義的「文化記憶」究竟為何物，以期至少提供一些導引，從而反對就此概念所做的某些膚淺征用。我不可能對兩位阿斯曼著作的方方面面都做出討論，那樣只會得出一幅博爾赫斯式世界地圖般的產物。我將僅針對他們的核心理論假設做出總結。

在本文第二部分，我將「文化記憶」的概念引入對中國的原型詩人屈原（傳統上認為其生卒年為前340前278年）以及「他的」《離騷》的重新思考中。具體而言，我將試圖展示，只有具備了被恰當定義後的「文化記憶」的意識，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圍繞著屈原人物形象和詩歌而展開的諸多文本。早期中國文學本身即富有個性特征，尤其能使「文化記憶」的內涵得以明顯豐富，以此為背景，我將從我個人對早期中國文學的研究視野出發，通過檢視「文本素材庫」與「合成文本」兩類密切相關的現象來進一步拓展兩位阿斯曼的概念。由此，我認為漢代的屈原形象並非指向一個具體的歷史人物，更非指向所謂「他的」作品的作者，而是一種合成文本的形構，其間銘刻了漢代「文化記憶」充滿變遷的理念。這一構想源自一系列的追憶，內容涵括以下諸方面：楚國舊貴族階層的典范構想；對楚亡於秦的預見，同時伴隨後來秦朝瓦解的必然性；楚國的宗教、歷史和神話傳統；具象化的君臣關系模式；楚國的文學遺產；詩性英雄向英雄詩人的轉化；以及經由劉安（前179前122）、司馬遷（約前145前85）和劉向（前77前6）而逐漸形成的作者身份的理想，等等。

二、什麼是「文化記憶」？

所有把「文化記憶」視為一種「社會」或「集體」的記憶模式的討論都可回溯至法國社會學家莫裡斯·哈布瓦赫的以下著作：出版於1925年的《記憶的社會框架》，出版於1942年的《聖地福音書的傳奇地貌：一項關於集體記憶的研究》，以及出版於1950年的身後著作《論集體記憶》。哈布瓦赫出生於法國蘭斯，曾在巴黎和哥廷根接受教育，最後於1945年3月16日在德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離世。他絕大多數的家族成員也慘遭納粹成員謀殺。哈布瓦赫於是乎就構成了戰後記憶研究第一次浪潮所回應的那段歷史的一部分，即納粹大屠殺。戰後記憶研究的第二次浪潮於20世紀90年代繼蘇聯解體之後興起。在這兩次浪潮中，關於過去的宏觀集體敘述轟然坍塌，而通往受壓迫身份和政府控制檔案館的大門則被開啟。哈布瓦赫指出：「任何脫離了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們用來決定和提取他們回憶的框架的記憶是不可能的。」受此洞見的啟發，集體記憶的研究在下列眾多學科中得以發展（排列不分次序）：歷史學、藝術史、文學、語言學、哲學、所有的區域研究（包括漢學）、社會學、媒體研究、人類學、建築學、宗教學、聖經研究、政治科學、心理學、神經系統科學，等等。

（作者柯馬丁，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院，文史哲雜誌；收錄於合集 #《文史哲》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