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法月令之學之為鄒子學說之根蒂，漢代學者尚明言之。《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和《鄒子終始》五十六篇。而陰陽家是出自曆法學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謂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藝文志》謂「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皆指明了其與曆法之學的淵源關係。

鄒衍因曆法之學而起，亦因曆法之學而傳，世人因見《漢志》所錄鄒衍之書亡佚，遂誤認鄒學失傳，實則鄒衍之學未亡，恰恰相反，先秦諸子中，唯有鄒子之學最被發揚光大，以至於化民成俗，蔚為大觀。鄒子之學之要義無非是五行說，五行說依附於曆法月令之學，曆法月令正如後世的皇曆和月份牌，為生活日用所必需，因此五行說亦藉之在民間廣泛傳布，成為民眾的一般知識背景和思想框架，成為幾乎所有知識範疇的普遍模式，直至成為華夏傳統宇宙觀、曆史觀的理論基礎。正因為鄒子之學藉曆法月令的形式廣為流傳，作為民眾的共同知識而存在，因此才不名一家，就像民間傳說和神話一樣，成了一種「匿名」的知識，（實際上，鄒衍哲學正是一種旨在解釋宇宙和曆史之來曆的「宏大話語」，或曰理論神話。）而曆來思想史和學術史的研究者，單憑《史記》等秦漢典籍中記載的只言片語稽考鄒衍思想，可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拾起余唾而遺其大體。

明乎此，則知《管子》中的《幼官》、《四時》、《五行》、《輕重己》諸篇、《呂氏春秋》中的《十二月紀》、《淮南子》中的《天文訓》、《地形訓》、《時則訓》諸篇，這些系統闡述曆法月令和陰陽五行學說的秦漢文獻，正是稷下鄒子學派及其後學的著作。

《史記·呂不韋傳》云：「呂不韋以秦之強，……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其時在秦王嬴政初立之年，此時東方的齊國經湣王之亂，到齊王建之時，勢力已衰，曾經盛極一時、精英薈萃的稷下學宮也老成凋謝，盛況不再，曾三任學宮祭酒的荀況就在此時棄齊至楚，樹倒猢猻散，可以想象，其他稷下學者肯定也在此時紛紛離開齊都臨淄，散往他國，而不可一世、如日中天的西方強國秦國此時正在招賢納士，自然正是這些游士們討生活的好去處。值得注意的是，齊王建時期，學宮雖衰，陰陽家卻在這裡風行一時，著名的陰陽家「談天衍」鄒衍和「雕龍奭」鄒奭即活躍於這一時期[9]，可見五行學說的定型應當就在這一時期，而學宮中必多陰陽家學者，隨著學宮的衰微，這些學者肯定有流入秦國者，成為呂不韋門下賓客，參與《呂氏春秋》撰述，其中的《十二月紀》只能出自呂不韋門客中的鄒子之徒所傳。

鄒子為著名的稷下先生，《管子》書出自稷下學派，有的學者推測，《管子》的成書就在鄒子等陰陽家大師執教時的學宮末期[10]。《管子》中的《幼官》、《四時》、《五行》、《輕重己》諸篇自然正是鄒子「五德終始說」和「陰陽主運說」的原典，而《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則不過是《管子》諸篇的秦國翻版而已。

以五行說為主干的齊學在中國上古學術史上的地位，在先秦典籍中的記載可謂斑斑可辨，但卻一直沒有引起現代學者足夠的重視，這除了受晚清以降的華夏文明西來說和夷夏東西說的影響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五行說這個華夏知識傳統主干學說的文化和地域淵源一直缺乏同情的理解。明乎作為華夏文化骨架的五行學說出自齊地文化傳統，則齊學在中國上古學術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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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龐朴：《陰陽五行探源》，載《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6頁。

[2] 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0頁。

[3] 龐朴：《陰陽五行探源》，載《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2頁。

[4] 劉節：《鸿範疏證》，原載《東方雜志》，第25卷，第2號。又載《古史辨》，第5卷，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載《古史辨》，第5卷，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6頁。

[6] 《史記·五帝本記》集解引。

[7] 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第25頁。後世天文儀器雖然日見精密和復雜，已非最初朴陋的立木為表可比，但其基准仍為十字形的水槽，《新唐書•天文志一》云：「（渾天儀）表裡三重，下據准基，狀如十字。」宋代科學家蘇頌《新儀象法要》載其制作的天文諸器圖像，基座上即有十字形的基准水槽。

[8] 錢氏云：《封禪書》云：「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主運」之說在《鄒子四十九篇》中。《史記》集解引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索隱亦云：「《主運》是鄒子書篇名。」此五帝分祀說之來曆。其詳見於《呂氏春秋》與《月令》。（《周官著作年代考》，載《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335頁。）

[9] 白奚：《稷下學研究》，三聯書店，1998年，第304頁。

[10] 胡家聰：《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7－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