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甘誓》也提及五行，亦是關於五行的較早記載，據說「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文中控訴有扈之罪，稱「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顧頡剛先生稱，三正之說為漢人移服色改正朔的論調[5]，足證《甘誓》不可靠。《甘誓》或不可靠，但「五行」與「三正」並稱，足證在古人觀念中，「五行」與「三正」一樣，也與曆法制度有關，鄭玄注所謂「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是也。[6]「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等於說不奉天子正朔，可謂大逆不道，自然是罪不容赦。

五行生克機理是證明五行說與曆法制度之間淵源的最有力線索。五行系統不僅是一個對世間萬象進行歸類的靜態分類體系，而且更是一個周流不已、循環往復的動力系統，這個系統中五個單元的每一單元之間因其位置關係而相互促進或者相互克制，在五個方位上位置相鄰的要素是相互生成的，而方位相對的要素則是相互克制的，前者就是所謂五行相生，後者就是五行相克，五行系統的這種內在轉化和矛盾被用來解釋宇宙的天道輪回、曆史的盛衰興亡、政治的刑德治亂、人事的吉凶休咎、萬物的生老病死、時令的暑來寒往等等，這種循環不已、錯綜交互的動力結構，顯然是無法從金、木、水、火、土這五材中推導出來的，漢代今文經學家因誤以五材為五行之本原，為了解釋五行的生克轉化之理，極盡牽強附會之能事，把五行生克之理歸結於五材性質的差異和變化，但依然無法令人心悅誠服，卻足見其捉襟見肘，難圓其說。五行系統的生克機制只能來自曆法月令制度，因為四時循環，寒暑推移，導致芸芸眾生的興衰消長，在以農立國的時代，也決定著人類生活和政治活動的季節變化，而曆法月令制度恰恰是大自然這種輪回推移力量的體現，因此，用曆法月令制度以及由之而來的五行體系解釋萬物盛衰消長和政治的發斂收放，不就是順理成章的嗎？五行相生和五行相克被曆來的經生和術士渲染的玄乎其玄，其實，究其根本，所謂五行相生，不過源於春夏秋冬四時此消彼長、生生不息的自然節律，而五行相克則無非反映了五行體系中相對方位之間的對立關係，《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說：「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董仲舒開今文經學牽強附會的先河，是將五行神秘化、迷信化的始作俑者，但其五行「比相生而間相勝」的說法，倒說得實在透徹，一語道破五行生克的天機。

「五行」一名之來曆也只能由五行說與原始天文學和曆法制度的淵源關係得以恰如其分的解釋。古人觀象授時，制作曆法，必先確定四方方位，「作曆之法必先定方隅，驗昏旦。」這可以通過立桿測影做到，春、秋分太陽出沒的方向就是正東、西方向，與之垂直的方向就是正南、北方向。四個正方位確定之後，要作為長期觀測的基准，就要在觀象台上用特定的設置將之表示出來，這只要通過測影之表的基址刻畫出指向東、西、南、北四方的十字線即可，十字線就成為「定方隅、驗昏旦」的基准線。此外，要保證測影的准確性，用以生成投影的表竿必須垂直，而用以映現投影的地面必須水平，要作到這一點，也不難，只要將上述的十字線作成凹槽，槽中注水，就成了標准的水准儀。《管子·五行篇》云：「修概水上，以待乎天」是也，「概」即水准儀，其意謂用水作為觀察天時的基准。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這種技術，甲骨文「癸」字就象征定方位取水平的十字水槽，「甲文癸作 、 ，字象以水測平之水溝體系形，其測平之法為先挖直交之二條干溝成×形，再在溝之兩端挖直交之小溝，遂成 形，灌水其中，即可測地面之水平。故癸字本義即為『測度水平』，為『揆』字初義，故《說文》訓：『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史記.律書》：『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