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法制度以及與之相關的時空觀既然是先民們仰觀俯察、理解宇宙、經緯天地、領會曆史的基礎，那麼，他們進一步將之抽象化、形式化為一個包羅萬象的分類體系，不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嗎？正因為曆法分四時，天文定五方，因此，四時、五方就成為這個分類體系的基本圖式。總之，包羅萬象、囊括萬有的五行體系並非古人憑空虛構的產物，也不是從金、木、水、火、土五種勞什子中生拉硬拽出來的，而是從古人的質朴時空觀中自然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原始天文學和曆法制度，而不是金、木、水、火、土五材，才是五行大義真正的文化源頭和知識原型。

二

其實，如果不是囿於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字面而一味從五材的角度尋求五行的根源和來曆，放開眼界，公正的對待古代文獻中關於五行的記載，就不難發現五行體系和月令制度之間的淵源關係。

在古書中，金、木、水、火、土的字樣盡管常常出現，但是，凡是五行說作為一個系統出現的地方，凡是在著意闡發五行體系的系統涵義和功能的地方，總是以四時五方的範疇為理論基礎，即使用金、木、水、火、土諸名目標示五行，但著眼點仍在於五行的時、空模式，如《淮南子·天文訓》所謂：「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春秋繁露·五行順逆》云：「木者，春生之性；……火者，夏成長；……土者，夏中成熟；……金者，秋殺氣之始也；……水者，冬藏至陰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這裡說的完全是一年之中的天氣變化、四時推移，它表明，在五行體系中，金、木、水、火、土空有其名而無其實，它們不過是用以表示四時五方的符號而已。眾所周知，五行系統的完全形式只有在月令文獻中才得到完美的體現，《管子》的《幼官》、《四時》、《五行》、《輕重己》、《呂氏春秋》的《十二月紀》、《淮南子》的《時則訓》既是體現「因時行政」的曆法月令文獻，又是全面呈現五行系統的哲學著作，這就足以說明，五行與時空觀念、與曆法月令制度是難分難解的，兩者其實是一回事。

對五行的實質和淵源的誤解完全是《鸿範》誤導的結果。《鸿範》用金、木、水、火、土解釋「五行」，由於《尚書》在古人心中的地位，由於《鸿範》被視為商周先王聖聖傳心的根本大法，因此，《鸿範》之說就被視為經典的權威的解釋，五行就被歸結於金、木、水、火、土。其實，《鸿範》的可靠性早就受到懷疑，劉節《鸿範疏證》認為它是戰國末期所造[4]。縱觀《鸿範》全文，或許只有其中開頭羅列「九疇」條目的一段文字是古來相傳的，「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至於後面一長段解釋「九疇」的文字，則很可能是出自戰國文人之手，戰國文人見「九疇」之說只存條目，而其義隱晦，故硬作解人，也就是說，前者為前世傳下來的「經」，而後者只是後世經師的「傳」或者「解」，經、解列於一卷，後來就混為一團。古書中常見此類因古「經」只存條目或梗概而後人加以闡發引申的體例，如《管子》書中前有《形勢》、《立政九敗》、《版法》、《明法》諸篇，後有《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諸篇，前者是要言不煩的條目或者格言，後者則是對前者逐條的解說和闡發，《鸿範》中的「九疇」條目與下面的「九疇解說」完全是同一體制，或者正暗示《鸿範》所謂「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很可能是後人的敷衍，不足為訓。學者不察，奉之為金科玉律，於是，自古以來對五行說的理解都誤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