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在組織文本的那些問題變動中，也在文本完成後的那些事後論述，如該書的末尾那個小注，還有《立場》中的那個相關訪談中，我們能感覺到您對“書”的觀念有一種質疑性關懷。這種關懷，至少以這種方式出現的關懷，可能由於文化背景尤其是神學背景的差異、會讓中國讀者覺得奇怪。您能否聯繫您對書寫與差異的反思架構談談這個問題?　

答：從《論文跡學》開始，不過《書寫與差異》已有痕跡顯示，對拼音文字書寫及整個語音書寫系統的解構就伴隨著一種對書的模式、書的歷史模式、即某種以“聖經”或“百科全書”形式表現的可自我關閉的整體的懷疑。我將這種書的模式與另一種書寫相對，這種書寫我大概不會把它叫做“片斷性”的，它是一種不在自身上以書或者絕對知識的形式結集的書寫。而書的絕對模式則是黑格爾《邏輯學》或《哲學史講演錄》，也就是某種以自我轉動的卷軸形式結集的整體知識。…

所以，在我的工作中所發生的知識背景的變化，就是我越來越多地想到外國讀者，甚至是外國聽眾。如您注意到的那樣，在我的講座中，外國人比法國人要多。我必須注意這種進行中的廣義的翻譯工作(那不只是語言的翻譯，也包括文化與傳統的翻譯)，而這對我的思想與寫作方式大概產生過某種影響。它使我在寫作中十分注重法語習語的同時(我酷愛法語，而且幾乎總是以不可翻譯的方式，一種向法語借債的方式寫作)，無論怎樣還是不斷地想到翻譯問題：有時預先做些準備，有時則無法預備。比如，我會看到譯成英文或德文的困難是什麼：當我用法文寫作時，我已經想到翻譯的問題。顯然，我無法設想中文或其他語言的翻譯。但我相信，這種對非法語閱讀目的地的關注，正是我這四十年來哲學工作背景變化的最重要特徵之一。…

自然，在政治上。這個時期剛好在1968年五月風暴之前。人們已經能夠感覺到一年後要爆發騷動的那些前兆。《書寫與差異》是1967年春出版的，翌年春天那個大風暴就發生了，而它的那些端倪我從當時法國與歐洲的知識景觀中感覺到了。

問：這麼說您在兩個戰場上作戰?　

答：我一直有兩個戰場。關於這個時期我所處的這種情況從未停止過。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相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範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麼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中還是授課中，我總是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採取兩種姿態。…

郁達夫在把中國風景與西方風景進行對比的同時，多少印證了西方現代性在郁達夫留學和寫作時代的強勢影響。而從本體論的意義上說，風景問題還涉及了人們如何觀照自然、山水甚至人造景觀的問題，以及這些所觀照的風景如何反作用於人類自身的情感、審美、心靈甚至主體結構，最終則涉及人類如何認知和感受自己的生活世界問題。

因此，當深入追究風景背後的意識和主體層面，郁達夫的創作便呈現出一種矛盾的風景觀。在郁達夫筆下既有自己曾經近觀的身臨其境的風景，也有只是明信片上看過的擬像的風景。郁達夫風景意識的復雜性甚至悖論性也正體現在這里。

註釋：

1…

或許當年遠涉重洋的“海歸們”都有類似的習慣，郁達夫的《屐痕處處》  中《出昱嶺關記》一篇寫一行人到了安徽績溪歙縣：

第一個到眼來的盆樣的村子，就是三陽坑。四面都是一層一層的山， 中間是一條東流的水。人家三五百，集處在溪的旁邊，山的腰際，與前面的彎曲的公路上下。溪上遠處山間的白墻數點，和在山坡食草的羊群，又將這一幅中國的古畫添上了些洋氣，語堂說：“瑞士的山村，簡直和這里一樣， 不過人家稍為整齊一點，山上的雜草樹木要多一點而已。”

 …

從上述“點名簿”中可以知道，釣臺在中國山水中最能體現人文化特征，也正因  如此，《富春江遊覽誌》花了兩章的篇幅重點推出嚴老先生：“七里瀧嚴先生釣臺名聞天下，本書特詳述之，沿江古跡名勝皆由釣臺順流下數。”正如黃裳在給郁達夫的《懺余集》寫的書評中所做的精彩總結：“嚴子陵的釣臺確是一個好題目，歷代文人（特別是清人）的集子里，總免不了有一篇‘過釣臺’之類的詩， 其實早在明代中葉就有人編過一本《釣臺集》了。說到釣臺，好玩的故事真的足足有一籮筐，什麽‘客星犯帝座’；‘買菜求益’；‘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謝臯羽祭文天祥的遺址西臺；以及嚴子陵當日在山頂臺上垂釣，要準備多長的釣絲⋯⋯真是目不暇接。在有的作者看來，真是眼花繚亂，來不及抄撮，背上了這一捆重載，結果弄得自己也爬走不動。弄不好還會弄出一些小小蹉跌，摔個鼻青臉腫，惹人笑樂。”  …

正因為司各特對蘇格蘭風景的集中描寫，使司各特成為蘇格蘭民族風景的重要發現者，甚至成為蘇格蘭民族性的塑造者。有研究者分析過司各特創作中的蘇格蘭風景描寫，試圖從中辨認和分析風景如何體現出蘇格蘭的民族性，以及司各特如何把浪漫主義的自然之熱愛轉譯成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表達。按以賽 伯林的表述，蘇格蘭人是“根據風景來理解他們自己並獲得他們作為蘇格蘭人的認同”。在這個意義上，司各特創造了一種新的風景神話，給蘇格蘭人提供了“一種深厚的情感和文化連接”  。蘇格蘭高地也成為今天英倫三島上最有代表性的風光，而在司各特之前，那里以荒涼崎嶇貧瘠悲慘著稱，英格蘭人也總是把蘇格蘭的荒原景色同犯罪聯系起來，對蘇格蘭高地充滿偏見和恐懼，連當時英格蘭最有名的文人塞繆爾   約翰遜博士旅行到蘇格蘭高地時，也會拉下馬車的窗簾，“因為那里的山景使他感到不安” ，這與後來人們趨之若鶩地到蘇格蘭高地旅遊，恰成對照。…

二

當杭江鐵路局通過友人邀請郁達夫做風景遊記的時候，政府一方堪稱很懂得郁達夫的文人遊記會帶來可觀的旅遊效益，懂得文人身上所攜帶的文化資本會給風景帶來風景之外的附加值。地方風景的發現有賴於作家的足跡和眼睛，就像當年徐霞客遊記所起的歷史性作用一樣。當年浙江風景得以向全體國民展示，就有郁達夫不可埋沒的貢獻。 30年代的郁達夫自稱把兩浙山水走遍了十之六七，並出版了一冊遊記總集，這就是1934 年6  月現代書局出版的《屐痕處處》一書，反映的是風景遊記散文的“生產”與資本以及政府的新關係。作家遊記與政府行為、 旅遊產業以及出版觸媒一起催生了中國現代“風景的發現”。…

這種政府行為在推動旅遊事業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黃山攬勝集》 一書中得到更為突出的表現，《黃山攬勝集》的出籠，主要是因為響應蔣介石開發東南交通的倡議，“浙皖建設廳即以開發黃山為當務之急，乃另組建設委員會，聘請中央振務委員會主席許世英先生擔任委員長” 。《黃山攬勝集》即為“許委員長特作黃山之遊”的遊記。而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對於《黃山攬勝集》的推出也著實下了一番功夫，“匯集全山名勝攝影，各系以古今詩文記載”，“由本公司用最上等之黃道林紙加工印刷。書前並冠以郎靜山、陳萬里、葉淺予、邵禹襄諸攝影名家之美術照片，書後附以遊覽日程等，封面三色銅版精印”   ，可謂是一部相當精美的“攬勝”圖書，既應和了開發黃山的“當務之急”，同時也不失時機地匯入了方興未艾的旅遊熱。…

內容提要：20  世紀30  年代是中國旅遊業開始興盛發展的時代，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動旅遊產業，另一方面出版業也主動出擊，旅遊雜誌和旅遊書籍紛紛問世。現代作家也以風景遊記的書寫應和著以旅遊文化為表征之一的消費時代。本文以旅遊手冊《富春江遊覽誌》、風景遊記《黃山攬勝集》以及郁達夫的《屐痕處處》為中心研究對象，探討旅遊產業與現代出版以及遊記寫作之間的關係，並著重討論郁達夫1930 年代的遊記書寫。山水紀遊不僅構成郁達夫自覺的寫作形式，而且一度有資本和政府介入，遊記寫作成為地方政府有意識策劃的結果，也是文人與資本的結合催生出的產物，證明了在消費主義時代，風景的發現與文學藝術出版媒介之間的密切關聯性。文章最後分析郁達夫筆下的風景描寫所顯示出的風景與權力的內在關係，揭示郁達夫風景意識的復雜性甚至悖論性。

世紀…

當今華夏，雖說經濟總量世界老二，但政治修明、文化建設以及一般人民之行止出處的文明修養，有待提升。因而，遠人不服，也是意料中事。......吾人須知，一個尚未完成現代轉型的國族，其之參與地緣政治博弈和全球治理，必有賴國家政治走上正軌，無心腹之憂，才可伸展手腳，也才能於國際博弈中添籌加碼。

東方地中海意象…

西方執精神界牛耳的基督教提倡否定現世關心來世，對人世間一切均無興趣，這樣一種價值取向也不利於科學技術的發展。這種取向在其誕生時代即羅馬帝國後期與中世紀千年黑暗時期流行可以理解，在中世紀後期新型城市文明興起市民經濟繁榮人們重新對塵世生活和探索自然充滿興趣之時，仍執著於此就可能成為障礙，如教會對伽利略與哥白尼的審判臭名昭著。所幸市民經濟的力量非常強大，後來新興的市民階級借助於覆興古代洋溢著理性主義精神的文化而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伸張，這樣一種精神伴隨新型城市文明興起並通過文藝覆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得到進一步傳播，為科學家創造精神的成長和科技革命的到來準備了條件。

第三，經濟利益的推動與相關機制的形成…

本著合作共贏的精神，在落實好《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過程中協商確定制訂《南海行為準則》的路線圖，以負責任態度務實推進《南海行為準則》進程，真正把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與合作之海。



8月1日至6日，王毅外長赴泰國出席“中國－東盟高層論壇”並對馬來西亞、老撾和越南進行正式訪問。自今年3月履新以來，王毅已多次到訪東盟國家。4月30日至5月5日，王毅將其首次出訪選在泰國、印尼、新加坡和文萊四國。6月30日至7月2日，王毅又出席了在文萊舉行的東亞系列外長會，期間與一些東盟國家外長進行了密集會晤。王毅此行既有多邊會議也有雙邊會晤，出席“中國—東盟高層論壇”意在加強和提升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整體關系，而對馬來西亞、老撾和越南三國的訪問，是對其此前幾次訪問東盟國家的“拾遺補缺”，延續了今年以來中方加強同東盟國家高層往來的趨勢。王毅此訪期間，南海問題仍倍受各方的關註。…

中國目前采用的現實自由主義部分接受現實主義關於國際關系性質的基本假設，即國家之間存在利益的沖突。但是與現實主義單純強調沖突和對抗不同，現實自由主義認為國與國之間也存在利益的交集，沖突和交集何者占上風取決於國與國之間的戰略互動。現實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都重視合作，但是它們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尋求合作的手段。自由主義單純強調合作的好處，遭遇他國制衡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多向對方輸送好處。而現實自由主義則轉而強調不合作的壞處，對沖的目的是通過向對方顯示不合作的代價與利益損失來誘使對方合作，同時也為自己準備在對方不合作時的反制手段。[39]…

中國比較徹底的地緣經濟思維是在後冷戰時代深度參與全球生產方式的過程中形成的。在全球生產時代，跨國公司成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它們主導的企業內部貿易不斷蠶食傳統的產業間貿易。[33]在這種新的經濟形態中，民族國家的利益邊界與以前相比變得模糊，出現了更多的利益交叉。隨著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大大加深，中國看待對外經濟合作的觀點變得日益開放，相信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可以通過經濟合作來化解。[34]在後冷戰時代，用地緣政治手段幹涉地域經濟合作變得很不合理。不論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何，只要參與地域經濟合作，市場都會進一步擴大。這種經濟合



作帶來的互補超越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限制。…

本著合作共贏的精神，在落實好《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過程中協商確定制訂《南海行為準則》的路線圖，以負責任態度務實推進《南海行為準則》進程，真正把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與合作之海。



8月1日至6日，王毅外長赴泰國出席“中國－東盟高層論壇”並對馬來西亞、老撾和越南進行正式訪問。自今年3月履新以來，王毅已多次到訪東盟國家。4月30日至5月5日，王毅將其首次出訪選在泰國、印尼、新加坡和文萊四國。6月30日至7月2日，王毅又出席了在文萊舉行的東亞系列外長會，期間與一些東盟國家外長進行了密集會晤。王毅此行既有多邊會議也有雙邊會晤，出席“中國—東盟高層論壇”意在加強和提升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整體關系，而對馬來西亞、老撾和越南三國的訪問，是對其此前幾次訪問東盟國家的“拾遺補缺”，延續了今年以來中方加強同東盟國家高層往來的趨勢。王毅此訪期間，南海問題仍倍受各方的關註。…

中國比較徹底的地緣經濟思維是在後冷戰時代深度參與全球生產方式的過程中形成的。在全球生產時代，跨國公司成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它們主導的企業內部貿易不斷蠶食傳統的產業間貿易。[33]在這種新的經濟形態中，民族國家的利益邊界與以前相比變得模糊，出現了更多的利益交叉。隨著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大大加深，中國看待對外經濟合作的觀點變得日益開放，相信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可以通過經濟合作來化解。[34]在後冷戰時代，用地緣政治手段幹涉地域經濟合作變得很不合理。不論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何，只要參與地域經濟合作，市場都會進一步擴大。這種經濟合



作帶來的互補超越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限制。…

新絲綢之路



中國目前追求的陸權戰略與當年俄國和德國相比有相似之處，但是更有本質上的不同。



相似處包括中國目前面臨與當年俄國和德國相似的來自海權國家的戰略壓力；中國也在大力發展海軍，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無法與美國的海權全面抗衡；雖然中國國力的絕對上升伴隨著美國國力的相對衰落，但是二者之間不僅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上，而且在軍事實力上仍然相距甚遠；與當時俄國和德國一樣，中國也在試圖通過修鐵路來發展陸權，增加應對海權挑戰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