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東· 郁達夫與中國現代“風景的發現” (5)

從上述“點名簿”中可以知道,釣臺在中國山水中最能體現人文化特征,也正因  如此,《富春江遊覽誌》花了兩章的篇幅重點推出嚴老先生:“七里瀧嚴先生釣臺名聞天下,本書特詳述之,沿江古跡名勝皆由釣臺順流下數。”正如黃裳在給郁達夫的《懺余集》寫的書評中所做的精彩總結:“嚴子陵的釣臺確是一個好題目,歷代文人(特別是清人)的集子里,總免不了有一篇‘過釣臺’之類的詩, 其實早在明代中葉就有人編過一本《釣臺集》了。說到釣臺,好玩的故事真的足足有一籮筐,什麽‘客星犯帝座’;‘買菜求益’;‘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謝臯羽祭文天祥的遺址西臺;以及嚴子陵當日在山頂臺上垂釣,要準備多長的釣絲⋯⋯真是目不暇接。在有的作者看來,真是眼花繚亂,來不及抄撮,背上了這一捆重載,結果弄得自己也爬走不動。弄不好還會弄出一些小小蹉跌,摔個鼻青臉腫,惹人笑樂。”   郁達夫的《釣臺的春晝》也同樣“背上了”這一捆由文人墨客名號構成的“重載”,盡管郁達夫在負重行走之際尚能遊刃有余,駕輕就熟,但人文化的負載如果過重,山水中的歷史沈屙難免會使風景喪失掉風景的本意。

 


格外有意味的是,郁達夫筆下的諸多風景在東方文化底蘊外,其實也經過了西方文化的洗禮。早在日本期間寫作的小說《沈淪》中,日本的風景即與西方文化視野的參照密不可分:

 

從他住的山頂向南方看去,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平原里的稻田都尚未收割起。金黃的谷色,以紺碧的天空作了背景,反映著一天太陽的晨光, 那風景正同看密來(Millet)的田園清畫一般。

 

所見風景的意義其實是從密來(即米勒)的“田園清畫”那里轉借來的,或者說是借助於米勒的風景繪畫才能為自己看到的實景賦予深度。風景的深處是一種借來的深度和意義,滲透著來自異域的人文性和意識形態的特征。

這種喜歡把東方風景與西方景觀進行類比的傾向,在郁達夫後來的散文遊記中得到更充分的體現。比如形容福建的閩江“揚子江沒有她的綠,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靜”,進而則“譬作中國的萊茵”(《閩遊滴瀝之二》);見到南國的海港以及“海港外山上孤立著的燈塔與洋樓”,則“心里倒想起了波蘭顯克微支的那一篇寫守燈塔者的小說,與挪威伊孛生的那出有名劇本《海洋夫人》里的人物與劇情”(《閩遊滴瀝之一》);看到江西境內“一排疏疏落落的雜樹林”,就與“外國古宮舊堡的畫上所有的那樣的那排大樹”相比較;而玉山城里“沿城河的一排住宅,窗明几凈,倒影溪中,遠看好象是威尼斯市里的通衢”;遊程結束則念著戴叔倫的一句“冰為溪水玉為山”,“覺得這一次旅行的煞尾,倒很有點兒象德國浪漫派詩人的小說”(《浙東景物紀略》)。似乎不能把郁達夫這種與外國景觀的比附完全看成是炫耀知識,而是其中透露出一種不自覺的心理:只有與西方風景和文化攀上關係,才能增加本土風景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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