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在政治上。這個時期剛好在1968年五月風暴之前。人們已經能夠感覺到一年後要爆發騷動的那些前兆。《書寫與差異》是1967年春出版的，翌年春天那個大風暴就發生了，而它的那些端倪我從當時法國與歐洲的知識景觀中感覺到了。

問：這麼說您在兩個戰場上作戰?　

答：我一直有兩個戰場。關於這個時期我所處的這種情況從未停止過。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相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範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麼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中還是授課中，我總是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採取兩種姿態。

問：這些寫於20世紀60年代的文本將在21世紀初遭遇它們的中國讀者，您可以談談這期間在您的哲學工作中哪些知識背景發生了變化嗎?

答：這個問題也只能有一個總體的回答(訪談的形式顯然限制了回答的形式，具體的答案只有去讀文本)，假如我嘗試思考近四十年來我的工作中那種發生了變化的知識背景，我大概會說、尤其面對中國我會說。是那種國際化的經驗。那不只是因為從那以後我經常到國外遊歷講學，還因為我的文本較為廣泛地被翻譯成其他文字，而伴隨著這些翻譯，某種工作領域的轉型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其實、即便從一開始我就十分注意外語及個體習語的豐富性現象，但這種現象漸漸變得愈加複雜化了。

我在寫作中越來越多地瞭解到，我的讀者多數並非法國人，我得說我越來越感覺到我處在法國的邊緣。也就是說我作品的最熱情、最富建設性的讀者在法國以外。不只是在人們常提起的美國：確實我在美國講學的時候不少，而且在很多歐洲國家亦然。在日本亦如此，雖然我只去過幾次。顯然，到目前為止我尚未去過中國，而在中國對我作品的翻譯介紹也頗為有限，這是一個悖論，因為從一開始，我對中國的參照，至少是想像的或幻覺式的，就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然我所參照的不必然是今日的中國，但與中國的歷史、文化、文字語言相關。所以，在近四十年的這種逐漸國際化的過程中，缺了某種十分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中國，對此我是意識到了的。儘管我無法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