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司各特對蘇格蘭風景的集中描寫，使司各特成為蘇格蘭民族風景的重要發現者，甚至成為蘇格蘭民族性的塑造者。有研究者分析過司各特創作中的蘇格蘭風景描寫，試圖從中辨認和分析風景如何體現出蘇格蘭的民族性，以及司各特如何把浪漫主義的自然之熱愛轉譯成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表達。按以賽 伯林的表述，蘇格蘭人是“根據風景來理解他們自己並獲得他們作為蘇格蘭人的認同”。在這個意義上，司各特創造了一種新的風景神話，給蘇格蘭人提供了“一種深厚的情感和文化連接”  。蘇格蘭高地也成為今天英倫三島上最有代表性的風光，而在司各特之前，那里以荒涼崎嶇貧瘠悲慘著稱，英格蘭人也總是把蘇格蘭的荒原景色同犯罪聯系起來，對蘇格蘭高地充滿偏見和恐懼，連當時英格蘭最有名的文人塞繆爾   約翰遜博士旅行到蘇格蘭高地時，也會拉下馬車的窗簾，“因為那里的山景使他感到不安” ，這與後來人們趨之若鶩地到蘇格蘭高地旅遊，恰成對照。

蘇格蘭高地從當年人們唯恐避之不及，到後來成為世界上最有名的風景名勝之一，這一歷史過程經常被當做旅遊策劃的最成功的案例。但究其緣起，蘇格蘭高地與作家的文學書寫有直接的關係。1935年郁達夫作了一首題為《詠西子湖》的詩：

樓外樓頭雨似酥， 淡妝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蘇。

詩歌道出了西湖的蘇堤、白堤都是以文人命名的史實。而“江山也要文人捧”一句，則揭示了風景與文人兩者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不僅僅是文人墨客需要寄情山水，同時山水也需要文人的題詠和贊頌。

郁達夫的意義在於他正處在現代中國文學中的風景的發現的現場。一方面在郁達夫五四初期的《沈淪》等小說中創生了中國現代小說中最早的風景描寫，另一方面，郁達夫的山水遊記也是現代作家所創作的最具典型性的風景散文，最有文人化特征，沿襲的也是山水文人化的中國遊記傳統，在散文中多征用古代名人的筆記和遊記，並援引大量詩詞聯語入文，也常常從地方誌中取材，在行文中則經常以現實中所見之風景去比附山水畫。從文學藝術對風景的描繪與建構這一角度上說，山水畫與風景的發現之間的關聯性當然更為直接，山水畫在宣紙上處理的正是風景。而在創作風景散文之際，郁達夫感受風景的方式和書寫風景的文字更是難免受到傳統山水畫的影響，何況中國的山水畫中本來就氤氳著豐沛的文人化傳統。

中國山水的這種文人化傳統豐沛到一定程度，就會累積成風景的一種“人文化”特征。所謂的“山水的人文化”或許正是由山水中這些從帝王將相到庶民百    姓的歷史印記所構成，意味著人的主體曾經如此深刻地嵌入自然風景中，繼而成為風景的重要的一部分。

郁達夫的山水遊記也最典型地體現出風景的人文化底蘊。《釣臺的春晝》之所以成為郁達夫最著名的散文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釣臺本身所蘊涵的人文背景：

從釣臺下來，回到嚴先生的祠堂─—記得這是洪楊以後嚴州知府戴槃重建的祠堂─—西院里飽啖了一頓酒肉，我覺得有點酩酊微醉了。手拿著以火柴柄制成的牙簽，走到東面供著嚴先生神像的龕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題在那里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過路高官的手筆。最後到了南面的一塊白墻頭上，在離屋檐不遠的一角高處，卻看到了我們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鄉夏靈峰先生的四句似邵堯夫而又略帶感慨的詩句。夏靈峰先生雖則只知崇古，不善處今，但是五十年來，象他那樣的頑固自尊的亡清遺老，也的確是沒有第二個人。比較起現在的那些官迷財迷的南滿尚書和東洋宦婢來，他的經術言行，姑且不必去論它，就是以骨頭來稱稱，我想也要比什麽羅三郎鄭太郎輩，重到好幾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