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四歲以後，哪些事問爲什麼，哪些事不會問爲什麼，我們就清楚了。但我們説了，要説清爲什麼在這些事上問爲什麼有意義，在那些事上問爲什麼沒意義，卻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們幾乎從來不在一階上用錯概念，除非你小學語文課學得太差。其實，甚至不上一天學，很多人説話也説得很好。我願説，説話對我們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概念考察卻不是我們天生就會做的，是需要我們專門花心思琢磨才會做的事情。因此，在二階的思考上，我們容易出錯。

可能有同學反駁説，我們在一階上也會産生疑惑，發生分歧，某種情形應該叫作經驗還是叫作體驗，某種政策應該説成是正義還是公平，我們可能發生分歧。這我完全承認。不過，像經驗、體驗、感覺、正義、權利這樣的語詞，天然就像是二階詞匯，我平常把它們叫作論理詞匯，它們本來就帶有強烈的理論意味。

我等一下會講到，哲學工作主要是考察這類概念。在這里，關於概念使用的争論實際上就是關於如何描述概念的争論。我下面説到誤用概念，通常就是指這類概念的誤用。我們使用這些詞匯，很容易引起分歧，而這些分歧把我們帶向對概念本身的争論。我們經常争論：什麼是對的？什麼是合理？什麼是幸福？什麼是快樂？我們一開始可能是在討論美國人更幸福還是中國人更幸福，現代人更幸福還是古代人更幸福，但這類討論幾乎不可能是單純事實的争論，幾乎總是包含着概念層面上的考察。

而我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經常會不自覺地建構理論，説某人幸福，某人不幸，這時候你沒有建構理論，但是當你在回答什麼是幸福的時候，你差不多已經進入了理論建構的預備階段，似乎繼續追問下去就不得不建構一種倫理學。實際上也正是如此。柏拉圖或蘇格拉底用一篇對話來討論什麼是正義？從此産生了政治學。我們用一篇對話追問什麼是物質、什麼是物質的運動，物理學就産生了。

人們想要理解這個宇宙，他們認爲理解這個宇宙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建構關於宇宙的理論。我們要理解國家，理解人生，理解大自然，我們就要建構政治學、倫理學、物理學，通過理論，我們就會對這些東西有透徹的理解。

正是在這個地方，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觀跟傳統哲學觀分歧最大的地方。若説傳統上我們相信哲學是進行一種理論建構，那麼維特根斯坦則認爲哲學是進行一種理論解構。維特根斯坦本人好像不用解構這個詞，我們就説消解。

我們怎麼建構理論？在近代科學革命之前，建構理論的方法就是通過考察基本概念。倫理學的基本概念是善，和善連在一起的有正義、幸福、性情，然後有幸運、性格、目的、手段、意義、死亡，等等。你要想建構關於物理的理論，那麼你就要對運動、變化、靜止、動力、時間、空間這些最基本概念進行系統的追問和系統的研究。這些基本概念里似乎隱藏着世界結構的線索。

當然，隨着我們研究的深入，我們會發現我們平常所使用的概念不大準確，那麼我們就調整、改造這些概念。空氣的氣，我們都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哲學家把它變成一個超級概念，用來指某種無處不在的東西。武器的器，哲學家也賦予它一個更爲廣泛的意義。哲學家用理、氣、器這些概念建構一個關於宇宙人生的大理論。古代的理論就是這樣建構起來的。古代理論家發明新概念的情況並不多，多半是通過對平常概念賦予某種新意義來建構理論的。

但是這種情況到十六、七世紀的時候發生了一個轉變。十六、七世紀的思想家伽利略、笛卡爾、牛頓這些人，造就了一種新的理論方式，近代科學的理論方式。這里不可能描述新理論的結構方式，但有一點很明顯，新物理學的矛頭指向亞里士多德或亞里士多德主義。新型思想家們發現，我們反復追問概念的深層內容，看似不斷提出了新見解、新説法，其實只是在我們早已理解了的東西里面打轉，並沒有産生新知識。要推進知識的發展，我們就必須打破傳統概念的束縛，大膽採用新概念。舉一個最通俗的例子，即關於運動和靜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