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底，中國是一個孤獨成長的大國，環顧之下，沒幾個盟友，更無堅定的盟友。過去還有一個北朝鮮，包袱背著，現在也快鬧翻了。“金磚國家”、“上合組織”，松松散散。尤其是後者，雞肋，靠不住。有比沒有強，但無幾個堅定盟友，要在國際上混，總不是個事。值此情形下，這樣一個大國會不會因為孤獨而孤注一擲？這是西方的疑慮，值得我們思考和回應。雖說國家間關系里只有永恒的利益，但文明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還是要考慮的。由此涉及中國的政體與文明，其成長與發展諸項，而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刻下中國有軟肋。換言之，現代世界，一個轉型成功的國族，必然解決了政權的來源問題，而以“權為民所賦”所奠立的“主權在民”來支撐，獲得國內政治的正當性，進而，穩定性。換言之，由此一舉解決“政權的永久性的正當性”，而以“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來表征和兌現。刻下中國，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尚未完全解決，致使中國政治未能完全上軌道，意味著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轉型還沒有完成。在這種情況下，你以一個未完成轉型的、正在向現代國家進發的龐大實體，四面出擊，是不是到時候了？難道這不是軟肋？我覺得還不到時候，還要埋頭幹活才是。這樣說，不外是想說明，國家間關系牽扯到內政，而引發出更為廣泛的一些問題，比如政體與文明的問題。

說到文明，則歷史記憶、歷史意識及其塑育，涉及一般民眾，頂頂要緊。我看到一些文章，也聽人說過，有一些越南人，包括越南的普通民眾，他們有一種想法，仿佛是一個歷史記憶，說“當年我們越南和中國劃江而治的時候”，如何如何。江者，長江也。——老天爺，怎麽會有這種想法呢？怎麽會有這種歷史記憶呢？據說越南不少人有這種想法，以為當年長江以南都是“我們的”。剛才誰說到高句麗問題，他們的激烈民族主義者聲稱要建一個跨長白山的東亞大國，其間同樣涉及到政體、文明和地緣政治諸項，而這些問題恰恰是現在中國這一孤獨者還沒解決的。這是我今天想說的第二點。

意識形態、國家關系與民主和平論

第三點，我想順著“政治”這個主題，談一下意識形態與國家關系的問題。過去有一種講法，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此即國際關系理論中所謂的“民主和平論”。可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民主國家的內戰。還有一種講法，意識形態一致的國家不會有戰爭，可越南和中國意識形態基本一致，卻因為國家利益之爭而鬧得不可開交，幾番交戰。過去的中蘇關系，發展到珍寶島交火，發展到“亡我之心不死，陳兵百萬”雲雲，亦可為證。凡此種種，說明國家間關系所涉因素眾多，遠非某一因素所能獨力解說。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意識形態不同，換言之，在他們眼中，此為一個集權國家和民主體制的對抗。他們自負占據著道義制高點，就美英而言，內里延續著大航海以來的西方強權的思維慣性和強盜邏輯。如此一來，是不是戰爭的危險性隨之增高了？是否姑且不論，它至少提醒我們，既有的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等分析範式，東方與西方、成長中的強權與既有的強權等概念，可能無法解釋當下的千般復雜，萬般糾結，而需要我們在既有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充分了解其復雜性與長期性。不過，既然說到道義制高點以及文明的轉型，我想舉一個例子。前不久，現任日相訪問歐洲，有人問到你對過去日本侵略戰爭的看法等等，我記得，此君王顧左右而言他，在東拉西扯幾句敷衍搪塞後說，我們非常自豪，在戰爭的廢墟上，通過認真反思，日本建立起了一個成功的民主法治國家，雲雲。——各位，不要小瞧了他的聰明，他在宣示一種自豪的同時，等於將對手貶抑到道義低地，而這恰恰是西方媒介心領神會、人雲亦雲之處，可能，也是某種現代的世道人心。我們知道，不可能一旦中國轉型為民主政體，國家利益之爭隨之煙消雲散，戰爭陰影蕩滌殆盡。但是，從國家間政治場域回到國家政治語境，它說明內政意義上的政體涉及到國家間政治中的道義制高點，不完全是打一仗的事。

國家理性、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

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目標之一，就在於形成理性充盈而剛健博大的國家理性。迄而至今，多有成就。筆者接觸一些日本學人，在他們眼中，晚清以來，中國政府步步為營，有章有法，不若東瀛之政亂心迷，所謂的政治不過衰退為政客們自拉自唱的權力遊戲。但在吾人“內在視角”觀察，則華夏國家理性不彰，恰為時弊，也是積弊。毋寧，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雖說理念和政制有別，卻分享著一個共同的治理技藝。此即以政黨理性取代國家理性，用國家理性壓抑公民理性。國族的成長，如同人身，任何一極獨大，心智和心志失衡，則肢體必然趔趄，終非善也。

地中海文明以還，“權勢國家和權力政治”蔚為時勢，民族主義成為時代精神，由此而有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在全球凱歌高奏。但是，這是國家的1.0版，後來國家升級成2.0版，民族國家以“憲政國家和憲法政治”立國，迎來一個大眾民主時代。20世紀以來，尤其二戰以後，“文明國家和文化政治”更上層樓，民族國家在此層次展開博弈。在後兩個維度上，中國多所欠缺，一些人的心智還停留在18、19世紀“落後就要挨打”這種權勢國家與權力政治的國際關系理念上。不是說“落後就要挨打”這一歷史和政治理念過時無效了，誰都知道“失敗國家”是什麽滋味。毋寧，是說不夠用了。沒有“憲政國家和憲法政治”這一大框架奠立國本，則國族難立，國家理性是有嚴重缺陷的。

從政治理性來講，審慎、克制，概為政治德性，現在好像比較欠缺。民主政治以大眾參與達成政治正當性，但卻以賢者治國為理想，追求的是“主權在民，治權在賢”的互補格局，由此造成一種審慎、克制的政治理性品格。過去大家覺得中國太軟，只知道“棄權”，現在仿佛硬起來了，以至於一年多來，一時間狼煙四起。剛才兩位先生爭論“輸得起輸不起”，在我看來，中國輸不起。為什麽輸不起？因為一旦開戰，人家政權不會倒，倒的是政府，而中國要是輸了，則政權危殆，說明上述關於“政權的永久性的正當性”這一關還沒過，缺了國家的2.0版也！

還有就是公民理性。若說晚近治道，則以政黨理性取代國家理性，蔚為一端，一如“以國家理性壓抑公民理性”。為此，以公民理性救濟國家理性，讓國家理性回歸國族利益中軸，恰成時需。在此，公民情懷不能被簡單激進的民族主義所裹脅、所遮蔽。說到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對於日本同樣適用。最近這十幾年，中日領導人都換了好幾任，但格局都很小。我不知道我的觀察對不對，日本最近十幾年換了那麽多首相，格局之小，真讓人感喟。從政治理性來講，兩國領導人格局都很小，而且有時候有點意氣用事。還有，現在辦外交的，聽說多半是學外語的，歷史和文化基礎有限，現代政治理性訓育更是有限，甚至等於無，搞搞迎來送往，辦一點安排吃住旅遊的具體外事活動行，操盤不行。據說選拔外交人員，強調思想要紅，業務倒在其次，這怎麽行。不過，進步是真實的，比起在下當年留學時見到的那些上班穿著拖鞋，煙不離嘴，隨口吐痰的外事爺，現在好多了！——一個現代國家的成長，需要全民族幾代人的接續努力，我們大家不僅是見證人，也是責任人啊！

說到這里，想到一件事，可謂集國家理性、政治理性與公民理性三位一體之儀式化。現代中國每年紀年抗戰勝利，都是一家獨唱，孤單。不妨仿效諾曼第登陸紀年儀式，邀請日、韓、俄、美以及東南亞、澳洲等國的元首與首腦，以及台島的領導人，一齊聚首，同台唱和。既在志念，亦在敦睦，更孜孜於和平。當年的侵略者身臨此境，只有認罪懺悔的份；後來的勝利者歡聚一堂，更不忘生聚教訓。如此這般，大場面，大格局，好祥和，好兆頭。

中夏安，遠人服

最後再說一點，將視野從國際政治拉回到國內政治，古今互鑒，以為收尾。中國有一幅名畫，就是唐代閻立本的《職志圖》。據說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貞觀五年，西域的婆利、羅剎和林邑三國遣使長安，朝拜中原大國。可能，這就是所謂的華夷之辨和朝貢體系吧。廷召之際，林邑國使神色倨傲，出言不遜，乃有大臣忿然，奏議派兵討伐。太宗稍加沈吟，開口說魏征曾經告訴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服”。閻本所繪，即此遠人來朝景象，其服色雜陳，深目亂髯，為中原所未見。逮至宋代，蘇大學士觀畫有感，乃有“貞觀之德來萬邦，浩如江海吞萬江”之嘆。

鑒古知今，在知得失，不難想見太宗的心胸氣度，遠見卓識。當今華夏，雖說經濟總量世界老二，但政治修明、文化建設以及一般人民之行止出處的文明修養，有待提升。因而，遠人不服，也是意料中事。當然，之所以不復，不僅在於兩相比較，高下立判，而且，在於國際政治中的權勢轉移，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先發國族面對鄰居的旺勢，需要一段適應期。但是，即便如此，吾人須知，一個尚未完成現代轉型的國族，其之參與地緣政治博弈和全球治理，必有賴國家政治走上正軌，無心腹之憂，才可伸展手腳，也才能於國際博弈中添籌加碼。一句話，“中夏安，遠人服”，先把國內搞好，然後有需要的話再亮肌肉，跟周邊最好是不打，打也不怕。

本文系作者在第四期ipk論壇“甲午兩甲子與東北亞關系”懇談會上的發言，編選時略有刪節。（愛思想網站2016-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