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章潤:中國是孤獨成長的大國,誰是真正的敵人?(下)

說到底,中國是一個孤獨成長的大國,環顧之下,沒幾個盟友,更無堅定的盟友。過去還有一個北朝鮮,包袱背著,現在也快鬧翻了。“金磚國家”、“上合組織”,松松散散。尤其是後者,雞肋,靠不住。有比沒有強,但無幾個堅定盟友,要在國際上混,總不是個事。值此情形下,這樣一個大國會不會因為孤獨而孤注一擲?這是西方的疑慮,值得我們思考和回應。雖說國家間關系里只有永恒的利益,但文明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還是要考慮的。由此涉及中國的政體與文明,其成長與發展諸項,而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刻下中國有軟肋。換言之,現代世界,一個轉型成功的國族,必然解決了政權的來源問題,而以“權為民所賦”所奠立的“主權在民”來支撐,獲得國內政治的正當性,進而,穩定性。換言之,由此一舉解決“政權的永久性的正當性”,而以“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來表征和兌現。刻下中國,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尚未完全解決,致使中國政治未能完全上軌道,意味著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轉型還沒有完成。在這種情況下,你以一個未完成轉型的、正在向現代國家進發的龐大實體,四面出擊,是不是到時候了?難道這不是軟肋?我覺得還不到時候,還要埋頭幹活才是。這樣說,不外是想說明,國家間關系牽扯到內政,而引發出更為廣泛的一些問題,比如政體與文明的問題。

說到文明,則歷史記憶、歷史意識及其塑育,涉及一般民眾,頂頂要緊。我看到一些文章,也聽人說過,有一些越南人,包括越南的普通民眾,他們有一種想法,仿佛是一個歷史記憶,說“當年我們越南和中國劃江而治的時候”,如何如何。江者,長江也。——老天爺,怎麽會有這種想法呢?怎麽會有這種歷史記憶呢?據說越南不少人有這種想法,以為當年長江以南都是“我們的”。剛才誰說到高句麗問題,他們的激烈民族主義者聲稱要建一個跨長白山的東亞大國,其間同樣涉及到政體、文明和地緣政治諸項,而這些問題恰恰是現在中國這一孤獨者還沒解決的。這是我今天想說的第二點。

 

意識形態、國家關系與民主和平論


第三點,我想順著“政治”這個主題,談一下意識形態與國家關系的問題。過去有一種講法,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此即國際關系理論中所謂的“民主和平論”。可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民主國家的內戰。還有一種講法,意識形態一致的國家不會有戰爭,可越南和中國意識形態基本一致,卻因為國家利益之爭而鬧得不可開交,幾番交戰。過去的中蘇關系,發展到珍寶島交火,發展到“亡我之心不死,陳兵百萬”雲雲,亦可為證。凡此種種,說明國家間關系所涉因素眾多,遠非某一因素所能獨力解說。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意識形態不同,換言之,在他們眼中,此為一個集權國家和民主體制的對抗。他們自負占據著道義制高點,就美英而言,內里延續著大航海以來的西方強權的思維慣性和強盜邏輯。如此一來,是不是戰爭的危險性隨之增高了?是否姑且不論,它至少提醒我們,既有的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等分析範式,東方與西方、成長中的強權與既有的強權等概念,可能無法解釋當下的千般復雜,萬般糾結,而需要我們在既有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充分了解其復雜性與長期性。不過,既然說到道義制高點以及文明的轉型,我想舉一個例子。前不久,現任日相訪問歐洲,有人問到你對過去日本侵略戰爭的看法等等,我記得,此君王顧左右而言他,在東拉西扯幾句敷衍搪塞後說,我們非常自豪,在戰爭的廢墟上,通過認真反思,日本建立起了一個成功的民主法治國家,雲雲。——各位,不要小瞧了他的聰明,他在宣示一種自豪的同時,等於將對手貶抑到道義低地,而這恰恰是西方媒介心領神會、人雲亦雲之處,可能,也是某種現代的世道人心。我們知道,不可能一旦中國轉型為民主政體,國家利益之爭隨之煙消雲散,戰爭陰影蕩滌殆盡。但是,從國家間政治場域回到國家政治語境,它說明內政意義上的政體涉及到國家間政治中的道義制高點,不完全是打一仗的事。

 

國家理性、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


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目標之一,就在於形成理性充盈而剛健博大的國家理性。迄而至今,多有成就。筆者接觸一些日本學人,在他們眼中,晚清以來,中國政府步步為營,有章有法,不若東瀛之政亂心迷,所謂的政治不過衰退為政客們自拉自唱的權力遊戲。但在吾人“內在視角”觀察,則華夏國家理性不彰,恰為時弊,也是積弊。毋寧,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雖說理念和政制有別,卻分享著一個共同的治理技藝。此即以政黨理性取代國家理性,用國家理性壓抑公民理性。國族的成長,如同人身,任何一極獨大,心智和心志失衡,則肢體必然趔趄,終非善也。

地中海文明以還,“權勢國家和權力政治”蔚為時勢,民族主義成為時代精神,由此而有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在全球凱歌高奏。但是,這是國家的1.0版,後來國家升級成2.0版,民族國家以“憲政國家和憲法政治”立國,迎來一個大眾民主時代。20世紀以來,尤其二戰以後,“文明國家和文化政治”更上層樓,民族國家在此層次展開博弈。在後兩個維度上,中國多所欠缺,一些人的心智還停留在18、19世紀“落後就要挨打”這種權勢國家與權力政治的國際關系理念上。不是說“落後就要挨打”這一歷史和政治理念過時無效了,誰都知道“失敗國家”是什麽滋味。毋寧,是說不夠用了。沒有“憲政國家和憲法政治”這一大框架奠立國本,則國族難立,國家理性是有嚴重缺陷的。

從政治理性來講,審慎、克制,概為政治德性,現在好像比較欠缺。民主政治以大眾參與達成政治正當性,但卻以賢者治國為理想,追求的是“主權在民,治權在賢”的互補格局,由此造成一種審慎、克制的政治理性品格。過去大家覺得中國太軟,只知道“棄權”,現在仿佛硬起來了,以至於一年多來,一時間狼煙四起。剛才兩位先生爭論“輸得起輸不起”,在我看來,中國輸不起。為什麽輸不起?因為一旦開戰,人家政權不會倒,倒的是政府,而中國要是輸了,則政權危殆,說明上述關於“政權的永久性的正當性”這一關還沒過,缺了國家的2.0版也!

還有就是公民理性。若說晚近治道,則以政黨理性取代國家理性,蔚為一端,一如“以國家理性壓抑公民理性”。為此,以公民理性救濟國家理性,讓國家理性回歸國族利益中軸,恰成時需。在此,公民情懷不能被簡單激進的民族主義所裹脅、所遮蔽。說到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對於日本同樣適用。最近這十幾年,中日領導人都換了好幾任,但格局都很小。我不知道我的觀察對不對,日本最近十幾年換了那麽多首相,格局之小,真讓人感喟。從政治理性來講,兩國領導人格局都很小,而且有時候有點意氣用事。還有,現在辦外交的,聽說多半是學外語的,歷史和文化基礎有限,現代政治理性訓育更是有限,甚至等於無,搞搞迎來送往,辦一點安排吃住旅遊的具體外事活動行,操盤不行。據說選拔外交人員,強調思想要紅,業務倒在其次,這怎麽行。不過,進步是真實的,比起在下當年留學時見到的那些上班穿著拖鞋,煙不離嘴,隨口吐痰的外事爺,現在好多了!——一個現代國家的成長,需要全民族幾代人的接續努力,我們大家不僅是見證人,也是責任人啊!

說到這里,想到一件事,可謂集國家理性、政治理性與公民理性三位一體之儀式化。現代中國每年紀年抗戰勝利,都是一家獨唱,孤單。不妨仿效諾曼第登陸紀年儀式,邀請日、韓、俄、美以及東南亞、澳洲等國的元首與首腦,以及台島的領導人,一齊聚首,同台唱和。既在志念,亦在敦睦,更孜孜於和平。當年的侵略者身臨此境,只有認罪懺悔的份;後來的勝利者歡聚一堂,更不忘生聚教訓。如此這般,大場面,大格局,好祥和,好兆頭。

 

中夏安,遠人服


最後再說一點,將視野從國際政治拉回到國內政治,古今互鑒,以為收尾。中國有一幅名畫,就是唐代閻立本的《職志圖》。據說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貞觀五年,西域的婆利、羅剎和林邑三國遣使長安,朝拜中原大國。可能,這就是所謂的華夷之辨和朝貢體系吧。廷召之際,林邑國使神色倨傲,出言不遜,乃有大臣忿然,奏議派兵討伐。太宗稍加沈吟,開口說魏征曾經告訴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服”。閻本所繪,即此遠人來朝景象,其服色雜陳,深目亂髯,為中原所未見。逮至宋代,蘇大學士觀畫有感,乃有“貞觀之德來萬邦,浩如江海吞萬江”之嘆。

鑒古知今,在知得失,不難想見太宗的心胸氣度,遠見卓識。當今華夏,雖說經濟總量世界老二,但政治修明、文化建設以及一般人民之行止出處的文明修養,有待提升。因而,遠人不服,也是意料中事。當然,之所以不復,不僅在於兩相比較,高下立判,而且,在於國際政治中的權勢轉移,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先發國族面對鄰居的旺勢,需要一段適應期。但是,即便如此,吾人須知,一個尚未完成現代轉型的國族,其之參與地緣政治博弈和全球治理,必有賴國家政治走上正軌,無心腹之憂,才可伸展手腳,也才能於國際博弈中添籌加碼。一句話,“中夏安,遠人服”,先把國內搞好,然後有需要的話再亮肌肉,跟周邊最好是不打,打也不怕。

本文系作者在第四期ipk論壇“甲午兩甲子與東北亞關系”懇談會上的發言,編選時略有刪節。(愛思想網站2016-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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