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是凝固了的思維。作為綜合性文化的代表，建築可稱得上是造型的藝術，宏大的建築大多有或悠久或偉大的歷史，是人類發展的見證，傑出的建築又是先進科學技術的結晶，因此，建築的文化含義可謂深邃久遠。在歐洲會看到與中國風格截然不同的建築，事實上是反映了不同的思維方式或文化理念。
我剛去羅馬尼亞當大使的時候，看到使館的圍墻不但低矮，而且中間鏤空，屬於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那種，實在不利於安全，於是便問館裏的老同誌，為何不築一個高而實心的墻。他們說，雖然羅馬尼亞政府對中國非常友好，但在修墻這個問題上卻固執己見，不同意我們修墻，後來做了一些讓步，說如果我們一定要修，就不能既高且封閉，於是有了這麼一道低而空心的墻。這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發了我對東西方建築差異的興趣。

有人說，建築是凝固了的思維。作為綜合性文化的代表，建築可稱得上是造型的藝術，宏大的建築大多有或悠久或偉大的歷史，是人類發展的見證，傑出的建築又是先進科學技術的結晶，因此，建築的文化含義可謂深邃久遠。在歐洲會看到與中國風格截然不同的建築，事實上是反映了不同的思維方式或文化理念。

歐洲建築藝術的精華集中體現在教堂上。歐洲的教堂基本上都建在市內，尤其是天主教堂，無一例外地在市中心，如舉世聞名的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以哥特式風格著稱的德國科隆大教堂等，均交通便利，且全無遮攔，一直以來都不收門票，無論善男信女還是參觀者，均可自由出入，非常方便傳教，可視之為開放性的建築。西方的宗教建築還重在體現人們心中的宗教激情，風格壯麗輝煌，外形超凡脫俗，氣勢宏偉，對比極其強烈。相比之下，塵世的一切都顯得卑下而微不足道。

中國的廟宇則往往建在名山大川之中，深山藏古剎，名山多仙廟。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朝拜一次頗為不易。因此，大多數人采用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中國古代有“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的說法，認為真正的大隱士可以“居廟堂之高”而“思山林之遠”，有些老百姓則幹脆在自己的家門口壘一間小房子，供一至三尊神像，名之為“南海”。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寺廟是封閉性的。同時，城鎮以內的宗教建築一般不能超過政府衙門的規模，表現了中國百姓敬鬼神而遠之，崇拜權貴的心理。

中國的古代建築成就輝煌，不僅品種齊全，而且成就非凡，如有全世界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宮殿——故宮，巧奪天工的園林建築——頤和園，集美觀與實用為一體的蘇州園林，更有許多依山而建的石窟、佛寺，名列世界文化遺產。即使是平常百姓居住的地方，也不乏精彩之作，其代表當首推北京的四合院。仔細觀察這些建築，就會發現處處都有墻的影子，或厚或薄，或高或低，或長或短，對建築來講幾乎是不可或缺。因此有人稱中國的建築文化為“墻文化”，其代表當屬舉世聞名的萬裏長城（西方通常翻譯為“巨墻”、“大墻”）。也有人說四合院堪稱中國墻文化的最好體現：對內是統一的整體，對外則是封閉的整體。具體說來，這種建築對外界限分明，大多有高墻相隔，也有以較高的房屋為阻。外人很難登堂入室，窺其堂奧。內部則講究溝通，前後相連，左右逢源，鄰裏關系比較密切。具體到每個家庭，房間一定要相通，房與房之間經常只有一簾之隔，一家之長掌管一切，隨時監管每個家庭成員的一舉一動。西方的民居則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對外是開放、透明的，對內則是隔離的，竭力維護著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個人隱私。很小的孩子就有自己的房間，家長進去的話要事先敲門，孩子同意後方可進入。西方的建築很少有墻的概念，基本上是以建築為中心，四通八達，界線不甚分明。

任何規則都有例外，比如柏林就曾有過西方最著名也是最長的墻——柏林墻。從這個意義上說，柏林墻的構築和倒塌都是歷史性事件，雖然開始時它在許多地方都不過是用幾塊薄薄的水泥預制板簡單壘就，卻象征了東西德的分裂、兩大陣營之間的難以逾越的鴻溝及冷戰的開始。長達162公裏，高約3.6米的柏林墻宛如一道長長的繃帶，把整個西柏林包紮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仿佛擔心它會成為一塊潰瘍，不斷地傳染其他地方。墻上的302座監視塔則如一塊塊強力膠布，時時處處加固著這條繃帶。西柏林人生活在圍墻之後，像在東德中部的一個孤島上，在某些歷史階段連日用品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賴空運。從西柏林到西德要經過東德，人們需要經歷比一般出入境嚴格得多的過境檢查、驗關清查。而“自由”的東德人試圖經西柏林轉機飛向“西方世界”的努力則變得異常艱難。據不完全統計，從柏林墻1961年建成到1989年拆除的28年間，死在兩德邊界的人數達200多人，其中大多數是在“試圖非法越境”時被開槍打死的，當時的許多文學作品都反映了這種悲慘的情形。

因此，當它被拆除之時，柏林市民以及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德國人聚集在墻邊，通宵達旦地縱情狂歡，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慶祝這堵巨墻的倒塌，之後不到一年，東西德統一，德國歷史、歐洲歷史乃至全世界格局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東西德合並之後遷都柏林，掀起了一輪新的建築熱潮。其中最為引人註目的莫過於國會大廈了。為了表示不忘歷史，大廈的外觀完整地保存了其文藝復興晚期的風貌，而內部除了特意保留了一塊1945年蘇聯紅軍戰士曾經塗鴉的墻壁外，其他部分都被淘空，做了近乎脫胎換骨的改造，使其內部結構與功能完全現代化、合理化了。最引人註目的是它歷經劫難已蕩然無存的巨大拱頂。來自英國的建築師並未將其依葫蘆畫瓢般恢復舊貌，而是用一個半球狀的完全透明的頂部取而代之。在下面議會大廳裏開會的議員擡頭即可悠然見藍天，遊客則可順著半球裏面的螺旋形通道上至高80多米的觀景平臺，將柏林的市容一覽無余。半球的中央是一根上粗下細的漏鬥狀柱子，上面鑲嵌著三百多塊鏡子，白天，可以將縷縷陽光折射進莊嚴的會議大廳，晚上，則反射著華燈璀璨的光芒，如一頂閃閃發亮的桂冠，在夜色中分外醒目。

從這個建築中我再次感到：發展是最好的繼承。

如果說新建成的國會大廈表現了德國人不忘歷史、面向未來的思想的話，與之相隔不遠的總理府則更多顯示了其現代性和開放性。這個總理府占地7萬多平方米，外壁全部采用大塊透明的特殊玻璃，不但采光良好，而且由於采用了環保設計，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裏面的大會議廳共有200個記者席位，為歐洲各國總理府之最，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其開放性及透明性。

整個建築從外面看通體透明，和我國許多高墻壁立的建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我們之所以長期以來對此渾然不覺，也是“只緣身在此墻中”吧。

（作者曾先後出任中國駐盧森堡、羅馬尼亞和德國大使，本文節選自作者所著《差異——一位中國大使眼中的東西方思維》收藏自 中國國際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