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我的工作中所發生的知識背景的變化，就是我越來越多地想到外國讀者，甚至是外國聽眾。如您注意到的那樣，在我的講座中，外國人比法國人要多。我必須注意這種進行中的廣義的翻譯工作(那不只是語言的翻譯，也包括文化與傳統的翻譯)，而這對我的思想與寫作方式大概產生過某種影響。它使我在寫作中十分注重法語習語的同時(我酷愛法語，而且幾乎總是以不可翻譯的方式，一種向法語借債的方式寫作)，無論怎樣還是不斷地想到翻譯問題：有時預先做些準備，有時則無法預備。比如，我會看到譯成英文或德文的困難是什麼：當我用法文寫作時，我已經想到翻譯的問題。顯然，我無法設想中文或其他語言的翻譯。但我相信，這種對非法語閱讀目的地的關注，正是我這四十年來哲學工作背景變化的最重要特徵之一。

顯然，要認真地說，還得談談工作機構的問題，即我的機構身份的變化。怎麼說呢，從一開始，在我剛開始發表東西的時候，我在法國的建制中處境相當舒適。我一開始在索邦大學當助教，那裏的教授們也認為我將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個，過一種正常的職業生活。然而，也正是從1967年或1968年開始，當我在《泰爾凱》等刊物上發表了那些關於阿爾托的文本後，大學裏的人們開始對我產生不信任，顯然我不能夠再做人們一開始以為的那樣獲得大學的接納和承認。而我自己則選擇了那些被大學推向邊緣的道路。所以在索邦大學當了四年助教之後(1960-1964年)，我曾在高g幣一個相當低的位子上當了二十年助理講師。在這個享有盛名的機構中我是被邊緣化的。大學拒我於門外，後來我被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選中。達使得我在一生的學術職業生涯中，長期是個奢侈的邊緣人，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因為我一方面處於邊緣，同時又是在最舒適、最有名氣的機構之中。但事實上是法國的大學不接受我。

漸漸地，這種我既忍受也選擇了的處境在我的工作中留下了印記，也在我的寫作方式上留下了印記。顯然我很少寫那種大學裏寫的文章，儘管如您所知，有時我寫的東西也以某種相當傳統的學術形式出現。因此，這四十年來、我所寫的關於胡塞爾、侮德格爾、黑格爾等研究的那些相當傳統的文本是與超出了大學模式的試驗性寫作並存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又是處在兩種規範之間。也可以說我得在兩種不同的空間之間抗爭，既不放棄此又不放棄被。正如我剛才所言：我既沒有放棄對哲學的解構，也沒有放棄哲學，這裏則是我從未否定大學的規範，也從未放棄某種以質疑大學模式出現的寫作嘗試。我猜想您在翻譯中能感受到這兩種東西，那裏至少有兩種類型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