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日劇職教：寓教于樂～～2003年日劇《夢想飛行》（GOOD LUCK!!…

在全球電影文化的互動史中，香港電影長期扮演著一個關鍵而獨特的中介角色。若要理解Martin Scorsese如何在其黑幫片與暴力美學中吸納亞洲影像語彙，則必須回溯至香港動作電影的系譜——特別是由張徹、吳宇森到杜琪峰所構成的風格傳承鏈條。這一脈絡不僅說明了香港電影如何內部演化，也揭示了中國武俠／動作電影如何反向影響西方影壇，形成跨文化的美學循環。…

[愛墾研創]丹納情動視角（Taine's Affective Perspective ）若借助伊波利特·丹纳在藝術哲學中提出的「時代（moment）、環境／生態（milieu）、族群（race）」三重框架，來觀察鏢人：風起大漠與惊蛰无声之間的票房拉鋸，便不再只是產業或宣發的勝負，而是一場關於文化情感結構與審美機制的深層對話。而若再引入情動理論，則更能解釋兩者如何在「感受的層面」上與觀眾建立或失去連結。…

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張徹電影中的男性情義

多年來，張徹有心標榜他影片的陽剛之氣，其影片重視的男性情義也被香港電影接受為深入其傳統的一個重要部份。但是值得深究的是他的男性陽剛之氣和男性情義有甚麼特質。…

若要為 1990 年代的電影定義一種色彩，那必定是如糖果般斑斕卻不刺眼的溫潤色調。那是好萊塢浪漫喜劇（Romantic Comedy，簡稱 Rom-Com）的黃金時代。從 1989 年《當哈利碰上莎莉》點燃火種，到 1990 年《麻雀變鳳凰》創造票房神話，再到《西雅圖夜未眠》、《新娘百分百》及《愛在紐約》，這十年間，浪漫喜劇不僅是票房的保證，更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文化語彙。

然而，這股熱潮並非偶然，它是鑲嵌在冷戰結束後的樂觀主義、都市中產階級崛起，以及網際網路尚未完全入侵生活前的最後一段「純真年代」裡。

一、時代的溫床：冷戰後的樂觀與中產階級的崛起…

[愛墾研創]Only New York：一個城市的文創精神

紐約在全球文化想像中，往往以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出現。一方面，它是時尚與消費高度集中的曼哈頓，是影集《Sex and the City》裡充滿精品、餐廳與情愛冒險的都市舞台；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座由無數普通人組成的城市，他們在日復一日的工作與生活中努力維持尊嚴與情感。電影《愛在紐約》正是後者的典型代表：故事中的警察查理與女服務生伊芳，並非社會精英，而是依靠誠實與善良在城市中尋求一點點幸福的人。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當紐約逐漸成為全球資本與文化產業的核心城市，人們不免要問：在今日的影視、設計、文學與文化觀光等各種文創作品中，是否仍然能看見這種對普通人尊嚴與真情的守護？…

以下話語貫穿了電影《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1997）的核心主題──愛、失去、自我價值、…

我之所以徵引這樣一段文字，主要的用意即在於說明：敘述活動除了講述故事本身需要情節的構造與安排之外，更觸及到敘述活動在面對個別具體的歷史時間性時可能產生的不同的理解、說明與解釋。



一個人的生活故事自有其完整性的要求，但也同時與其他人的生活故事相互聨結，即使是同一個人、同一個故事，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地點也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說明與解釋。



任何人都可以是某個事件的啟動者或作者，但他卻不必然就是故事的原創作者，他的故事可能需要經過不同的說明與解釋。在敘述模式的各種展示中，我們可以不斷追問：誰的歷史？怎樣的歷史？誰在寫小說？撰寫怎樣的小說？但無論如何，我們總是需要更多的敘述以及更多的理解。…

藝術的功能與價值，或許就在於此。透過重新檢視「詩史」的概念及其在明清之際論述場域中可能產生的作用，本文在撰寫的策略上即是試圖拆解「詩史」概念中所隱含的兩種成分：詩歌與歷史，並且強調歷史纂述活動在古典文化傳統中的性質與功能，藉此闡明「事件」在歷史纂述活動中的位置與作用。



再者，如果歷史具有「記事」的性質與功能，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重新理解此種性質與功能？因此，我試圖將「事件」的概念置放在探討「敘述模式」的問題脈絡中、並且以當代論述所開展的相關議題做為理論参考的框架，藉此進一步申論有關「自我」與「歷史」、以及「身分」與「認同」等相關的議題。



抽象的「歷史」概念、或者更為幽微的褒貶」原則，如果要放在敘述的模式下重新加以理解，我們就勢必把人的經驗投射或還原到時間序列中，藉以掌握其中的歷史時間性（historicity）。於此，根據鄂蘭（Hannah…

更重要的，由「行動」與「情節」的概念開始，當代的論述場域分別從不同的面向展開有關「自我」、「時間」與「歷史」、乃至於「身分」與「認同」等議題的討論，而其中「敘述」或「講述」活動的特質，就成為關鍵的核心議題。



循此，前述有關里柯與麥金太爾的論點，就有了理論開展上的可能性。如果以詩歌的體式做為創作的基本模式，那麼，「作者的意圖」此一概念就具有解釋與評價上的主導性，而主體或主觀面向上的經驗也就賦予優位的政治倫理意義。如果把自我轉向敘述面向上並且在具體的生活世界中加以表明與闡述，那麼，意義與價值的問題就必然轉到人際互動之間所可能展示的多重複雜性。…

所以，人物不是為了表現性格才行動，而是為了行動才需要性格的配合。由此可見，事件，即情節是悲劇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此外，沒有行動即沒有悲劇，但沒有性格，悲劇卻可能依然成立。……另外，悲劇中的兩個最能打動人心的成分是屬於情節的部分，即突轉和發現。37



既然「行動」或「動作」是做為悲劇的主要因素，因此有關於「行動」或「動作」的分析討論便也成為《詩學》一書的重點。…

做為近代維新派的第一篇小說專論，嚴復（1854-1921）與夏曾佑（1863-1924）在〈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1897）一文中試圖重新將小說納入傳統的分類模式，進而申論其發展的可能性：

舉古人之事，載之文字，謂之書。書之為國教所出者，謂之經。書之實欲創教而其教不行者，謂之子。書之出於後人，一偏一曲，偶有所託，不必當於道，過而存之謂之集。

33 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下）：經驗材料的意義與解釋〉，《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頁 94。…

儘管如此，「言」與「事」之間仍有偏重點的不同。在此，我們試以《尚書．盤庚》這三篇文獻加以說明：盤庚遷殷，這是多麼重大的一個歷史事件，我們不免會設想為何而遷？如何得遷？遷後又如何？《史記．殷本紀》提供我們如此的解釋：



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30



29 「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這四句話是強調：如果歷史的紀錄僅止於故事，而沒有可以稱道的君臣言說，那即使是忽略故事不載，讀者也不會

覺得不對。清代蒲起龍的注釋中認為第三句的「此」字可能作「止」，而第四句的「有」字或無。［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第一》，《史通釋評》，卷一，頁 2。

30…

三

論及「詩歌」與「歷史」之間的分合關係，孟子曾將《詩》與《春秋》放在政教倫理的脈絡下相提並論，但是孟子這種提法並不在於對比兩者在性質或功能上的異同，而是在於說明兩 者在反映、考察政教得失此一用途上的先後關係。在古典文化…

在此，行為與生活事件的「可理解性」這個問題、以及隨可清楚理解。……一種環境有一個歷史，而個人行為者的歷史不僅是、而且應當是置於這個歷史中的，因為沒

有環境和環境在時間中的變化，人行為者的歷史和他在時間中的變化就是不可理解的。23



循此，近代以來，藝術與生活的差異、甚至對立，就不免為藝術解除了道德上的任務，因而「現代性將藝術變為基本上是少數人的活動和興趣這樣一種狀況，這就進一步使我們難以對自己做任何敘述性的理解」。…

重新回顧古典詩歌與詩論的歷史發展，我們或可推斷，這樣的一種創作理念與創作手法，其實是傳統知識階層用以彰明自我身份、並藉以相互認同的一種象徵形式。其中，透過認同作用所伴隨的對於過往經驗的借代與解釋，亦即「用典使事」的手法，在在顯示出古典作家試圖把時間上的「過去」拉向「現在」的一種自覺，讓「過去」能與作家當下所屬的「現在」具有一種「同時代性」，並指向「未來」，藉此而喚起或造就一種文化上的集體意識與集體記憶。透過這種審美設計與審美旨趣，古典詩歌傳統得以明顯展現歷史∕文化此一意義深廣的面向。20…

二

回顧古典文學傳統中關於個人及集體苦難的書寫，較早的例子可見於《楚辭．九章》中的〈哀郢〉：「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15從歷史的記載來看，楚國的郢都（湖北江陵）曾有兩次遭到戰爭所帶來的大規模破壞，一次是在楚昭王十年時（西元前 506 年），另一次則是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時（西元前 278 年）；〈哀郢〉篇中所述的離散，大概就是頃襄王時秦國軍隊在白起的率領下「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16此一事件的紀錄。…

更重要的，如果存在本身並不可能避開特定的歷史場景以及生活的實踐此等面向，則所謂的「存在的哲學」勢必要轉化為「存在的政治」。至於如何處理這樣的一種轉換方式或過程，則勢必需要重建哲學思想與生活實踐之間的一種內在邏輯，這決不是單以一對一、或兩兩相應此等機械論的比附型態就可以進行的，而是更要與特定而具體的歷史、政治等生活情境相互關聯來比對。11                                                 

當然，就海德格的例子而言，所謂的「政治」是明確指稱…

在錢謙益如何完成《錢注杜詩》過程的例子，我們看到其中引生的一個充滿爭議、但不乏討論空間的具體事件：錢謙益身仕明、清兩代所引發的解釋問題。《錢注杜詩》的纂注工作，所以從明思宗崇禎年間（1628-1644）的《杜詩小箋》開始，就一直成為錢謙益念茲在茲的工作，最後則在錢謙益死後三年（康熙六年，1667）由季振宜刻印出版，其間更出現朱鶴齡為了彼

此處置《杜詩》箋注的爭議而先後對於錢謙益所做出的不同評價。錢謙益在《草堂詩箋元本．序》中說到自己「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何獨於此書，護前鞭後，顧視而不舍？」                                                   …

如果「詩史」的名稱或概念所以能夠成立，主要是因為其中所關涉的「事件」的要素，那麼，「詩史」做為詩論所標舉的創作理念，就因為「歷史」的：「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離婁篇下》）。總此而論，「詩史」中體現的事件或歷史因素，並不是詩人所以著意傳寫與舖展的材料內容，但詩人作品中所可能深藏的時代政治社會的背景或因素，卻可以借助解讀的工作而被揭露闡發。相應於這樣的論述脈絡，我們才會說：「詩史」此一概念，自宋代學者提出之後，一直要到明、清之際才有更進一步的申論。3                                                  …